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方式与特点

苗族从贵州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既有因战乱引发的短时期内的大规模迁徙,也有因经济原因引发的零散但持续不断的迁徙;主要迁往山区和半山区,而很少迁到河谷、平坝和城镇;迁来后,有的很快实现定居,有的仍长期迁徙不定;迁徙方向主要朝向西南,但也普遍存在着从中印半岛北部向北迁入滇东南或从滇东南返回贵州的情况;迁徙中既形成了与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各族大杂居的局面,也形成了许多小聚居的局面。

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政治与经济因素

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就政治原因而言,主要是苗族卷入其中的乾嘉起事、"咸同变乱"引发了苗族的大规模迁徙。就经济原因而言,一方面,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使得相当一部分苗族人口长期处于向西南迁徙的状态,以不断寻找新的可耕地;另一方面,玉米的引进和推广使得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尚未开垦的广大山区半山区成为可耕地,不断吸引着大量苗族人口迁徙而来。

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早期时间考

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苗族主要从贵州等地迁来,至于迁入时间,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始于唐代并持续到宋、元、明、清,但这种观点并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因而并不可信。19世纪初以前,涉及滇东南民族情况的各种地方志都没有提到当地有苗族,提到这些地区有苗族的文献都出现在19世纪初以后,调查材料显示的苗族迁入时间也多在19世纪初以后,这些事实说明: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早期时间当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

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苗族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

18世纪末以后,苗族开始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大量迁徙,这种迁徙既有因战乱如乾嘉苗族起事、"咸同变乱"而引起的短时期内的较大规模迁徙,也有因经济因素如玉米的引进和推广、寻找可耕地等引发的自发零散但却持续不断的迁徙。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持续迁徙,到20世纪中叶时,苗族最终成为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分布范围非常广阔、人口众多的民族。

古代滇国主体民族族属再考

古代滇国境内生活着许多民族,既有属于百越族群的居民,也有濮人、僰人等族。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史学界意见分歧非常大,有的主张属于氐羌族群,有的主张为濮人,有的主张属百越族群。具体到某一类主张中,又有不同的看法,如主张属氐羌族群的学者中,有的主张滇国主体民族为僰人,而有的则主张为叟人。本文结合各种史籍所反映的两汉时期云南民族构成演变态势,在细考各种观点及其主要依据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滇国主体民族属氐羌族群说的依据经不起推敲,属濮人说的依据不充分,而属百越族群说的依据充分而有说服力。

古代掸国位置考辨——兼论掸国不是傣掸民族建立的国家

掸国是东汉时期记录到的国家,曾三次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访问。关于掸国的位置,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在今缅甸掸邦或邻近地区,并普遍认为掸国乃傣掸民族建立的国家。在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掸国的读音、掸国的下落、当时的国际局势、相关文献记录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所隐含的信息等方面进行考辨,得出如下结论:掸国不是傣掸民族建立的国家,也不位于缅甸掸邦或东南亚的其它任何地域,掸国应该就是罗马帝国。

论古代滇越并非腾越——兼论滇越国不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古代滇越国为西汉司马迁记录到的国家,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滇越国为傣族先民所建,并认为其中心在今腾冲。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中外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滇越为印度阿萨姆地区的盘越国,有的认为滇越就是后来缅甸境内的骠国。结合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从滇越国下落、腾越一名产生的时间、两汉时云南民族分布和迁徙态势、傣族西征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可以看出:滇越国并不位于今腾冲、德宏州和邻近地区,也不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滇越国应该就是南北朝文献所载的印度东北部的盘越国。

叭真的攻略扩张及其在小泰区域傣—泰民族强盛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叭真是滇、缅、泰、老、越连结地区(即通常所称的小泰区域)傣—泰民族编年史和传说中的英雄,于十二世纪时率傣—泰民族各部征服了上述地区。有关叭真在世时间和征服小泰区域的具体过程,相关编年史和传说各有不同;而关于叭真在小泰区域傣—泰民族走向强盛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史学界也没有明确看法。文章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十二世纪云南和中印半岛政治局势,确认清迈编年史《庸那迦纪年》关于叭真在世时间和攻略扩张过程最为可信,并重构了叭真一生的主要事迹;结合傣—泰民族历史的发展演变,指出了叭真在小泰区域傣—泰民族走向强盛并成为云南南部和中印半岛广大地区统治民族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古代哀牢国的疆域范围和民族构成再探

古代哀牢国存在明显的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哀牢国指哀牢本部及其有效控制下的几个小邦,即公元51年归附东汉的近一万八千人及其分布地域;而广义哀牢国则包含了哀牢本部和名义上隶属于哀牢部的众多小邦,即公元69年随哀牢王一起归附的七十七个小王、五十五万多人口及其分布地域。广义哀牢国的范围非常辽阔,包含了今滇西南大部分和今缅甸大部分,应已延伸到印度洋沿岸地带。广义哀牢国境内有多种民族,包含了孟—高棉语族、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先民。

20世纪20～30年代云南边疆官员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辛亥革命——以民国《马关县志》撰稿人的倾向为例

在民国《马关县志》众多撰稿者的心目中,1908年的河口起义和三年后的辛亥革命地位都不高,极少成为关注和歌颂的对象,特别是河口起义反而被多数撰稿者当做"叛乱"对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这场革命虽然推翻了让人不满的清王朝,但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进步,反而使国家和社会在革命后陷入了长期军阀混战、匪盗横行、经济和各种社会事业走向衰败、民不聊生的境地,在此背景下,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对这场革命评价不高自然在情理之中。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回顾革命十年、二十年后经历者和见证者的感受,对于革命及其作用的理解无疑会更加深刻。

云南山区半山区农村经济的半自给自足模式及其走向现代化的困境——以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坝子村为例

目前,云南广大山区半山区的农村经济模式主要是一种半自给自足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有其鲜明的特点,有其形成的特殊自然、社会和经济背景,同时也有其相应的价值和功能。但这种经济模式也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即立足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生活,与以市场为中心的现代化经济格格不入,是阻碍云南山区半山区农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也是云南山区半山区农村长期贫困落后的重要根源。要消除半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对农村经济现代化造成的阻碍,需要政府和农户相互协作,采取一系列综合的措施逐渐破除这种经济模式。

《盐课碑》与清代云南省和文山地区的盐政

马关县八寨镇的《盐课碑》是研究清代云南省和文山地区盐政的重要史料,该碑记载了嘉庆初年开化府民众因不堪官府增加盐课而推举生员李占春等两次万里赴京控告、最后使开化府官盐价格从每百斤卖银3.64两降为3.03两的史实。从《盐课碑》和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到,清代在云南省和文山地区推行的官府垄断和控制食盐生产、运销的政策,一方面使盐课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也为相关官员营私舞弊创造了条件,最终使云南省和文山地区的盐政成为一项官累民病、上下交困的弊政。

南明与缅甸关系中的几个问题（1649~1662年）

通过对缅甸《琉璃宫史》与中国相关史料的比较分析,可看出1649到1662年南明与缅甸东吁王朝的关系充满了困扰。1649~1650年,因南明在中缅边境的土司地区征税,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各有胜败。1659~1662年初,因抗清失败,永历君臣入缅避难,双方互视对方为臣属,虽近在咫尺,永历与两任缅王却从未见面。永历政权在缅近三年,由于缅方长期软禁永历君臣,而李定国、白文选残兵多次寻驾救驾给缅甸造成严重破坏,双方怨恨日积月累,成为导致咒水之难的深刻原因。咒水之难使永历政权一蹶不振,1662年初,随着永历帝被引渡给清朝云南当局、白文选降清、李定国病逝,充满困扰的南明与缅甸关系终于结束。

浅析西华山碑刻所反映的文山地区历史

云南文山西华山碑刻历史悠久,内容包含了人文风情、自然风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这些碑刻反映了文山一定时期内的历史。该文以几处极具代表性碑刻为线索,对碑刻作者及文山一定时期内的历史作一些分析,以此凸显出文山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广南府志》整理连载(四)

山川(关梁、堰闸附) 广南幅员辽阔,周遭二千余里.层峦叠嶂、汇派沦波,好游者不能穷其胜,久居者不能举其名.然扶舆磅礴之气,钟灵毓秀,贤哲挺生,山辉川媚,顾可忽欤?况外控交趾,防边据险,尤宜讲求于平日.今逢国家道隆[1],化洽怀柔[2],远及疆索以外,恪恭臣职.山无伏莽[3],河不竭流,守土者得以登高舒啸,临流赋诗,何功何德享太平之福.若尚弗为民究心于关梁、堰闸,其自负也实甚.因附书以关梁、堰闸,志山川.

《广南府志》整理连载(三)

<广南府志>卷之一 广南府舆地图说 广南,发于蒙自目则山,连冈叠嶂,不可胜纪.南出,过旧维摩州之五(),东人府境.起花架、祛丕诸山,土富州治在焉.北出阿纪汛、红石岩,府脉之所经.木王、莲花诸山之间,则府治是.板郎、速部,连峰际天;科岩马迹[1],层崖叠峙.西洋作池,宝月为关,一人守险,万夫坐废,侬智高所由窜伏也[2].前明富州交趾构衅连兵,而密迩山城[3],无由荐及[4],岂非有险足恃乎?第山多遐阻.交广皆通[5],皈朝道路,尤为要害云.

《广南府志》整理连载(五)

堰闸附 承恩塘:在城内西北隅,时蓄水以备缓急,引流以资灌溉.嘉庆年建万寿宫于其上,塘因得名,又名古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