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能动性适应与产业链韧性锻造研究——以中国轴承产业为例

锻造产业链韧性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本文基于“企业能动性适应概念界定—类型划分—锻造产业链韧性作用机理”的逻辑框架,构建企业既通过连续性适应增强技术韧性,又通过非连续性适应增强业务韧性,最终上下游企业通过能动性适应协调互动合力锻造产业链韧性的理论框架。本文以中国轴承产业为例,将目前轴承产业链韧性提升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研究起点,代入具体情境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中国轴承企业连续性适应不足使得补链能力受限,非连续性适应不强使得固链水平偏低,上下游企业能动性适应相互制约给锻造产业链韧性带来严峻挑战。以往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以市场换技术、追求产值和体量的政策导向是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重新审视企业能动性适应,发挥企业在锻造轴承产业链韧性中的主体作用提供启示。

从缓解到根治:数字技术如何克服鲍莫尔病?

基于“索洛悖论”的视角,本文构建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阐述数字技术克服“鲍莫尔病”的内在机理,并采用2007—2019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整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可助力中国企业提高生产率,但就工业企业而言“索洛悖论”依旧存在;现阶段,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小服务业与工业间的效率差异,实现缓解“鲍莫尔病”的目标,但无法根治“鲍莫尔病”;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不同区域、要素密集度和细分行业性质下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提升效果。因此,通过依托信息基础设施和市场规模优势,未来我国可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抢夺先机,利用数字技术根治“鲍莫尔病”。

数字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特殊性及其反垄断监管的研究

传统反垄断经济理论和监管体系已经难以适用于数字平台企业,且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中呈现出许多新特征,这就要求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研究要回归到市场力量这一核心问题上。本文认为与传统市场力量相比,数字平台企业围绕数据资源而形成的市场力量是其特殊性的根源所在,并且这种市场力量可以分为斯蒂格勒式和贝恩式两种形式,分别对应于对自身价格的直接控制能力和实质性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的能力。对这两种市场力量的区分,有助于探究传统反垄断监管体系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适用不足的原因,并进一步明晰当前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思路,推动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相结合,从而更好地促进数字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产业融合视角下网络基础设施的经济结构转型效应研究

基于产业融合视角构造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网络基础设施以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纳入模型并阐明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机理,指出当消费替代弹性较低、中间工业品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高于其他中间品部门时,网络基础设施有助于推动中间工业品部门资本深化,提高货物部门的生产水平,促使服务部门的产值份额不断上升,即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采用2006—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冲击展开实证评估,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的经济结构转型效应在不同市场环境和城市层级下具有明显差异;机制检验发现,以资本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机制与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代表的产业融合机制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渠道。

高端服务投入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虽然2010年后略有提升,但始终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收入分配结构演变与要素投入结构转型密切相关,但鲜有学者从高端服务投入视角探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文章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并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端服务投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端服务投入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在非劳动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低市场化水平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加突出。机制检验表明,高端服务投入有利于优化企业员工结构和提高员工平均薪酬,但显著降低了就业水平并加快了资本深化速度,这意味着高端服务投入引发的“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导因素。此外,文章还探究了高端服务投入对企业内部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端服务投入有助于缩小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政府重新审视企业投入结构服务化,谨防其可能造成的初次分配失衡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