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曹操墓”出土铜印再认识——与蔡运章、李路平等商榷

在安阳西高穴2号墓,即所谓的“曹操墓”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铜印一枚,关于它的考释,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蔡运章主张印文为“䓣”,是曹操小名“瞒”字的本字。李路平认为杜撰的“铺首衔环”肖形印。而这两位先生的证明或证伪的论点或方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將軍印”名實考——以吾丘衍論斷爲切入點

吾丘衍把“將軍印”和“朝爵印”做對比,提出了“朝爵印皆鑄,軍中印多鑿”的觀點,并用“擇日封拜”和“急于行令”解釋二者出現的原因,這一論斷影响至今。然而,存世的大量漢晋南北朝時期的官印鮮有鑄造,《漢書》等文獻中也多以“刻印”來記載。同一時期的實用官印、封泥并没有表現出因官職屬性的不同而呈现的明顯的風格差異。“封拜”作爲一種任命官職的必要程序,不僅屬于“朝爵”,對于武將的受職依然必不可少。“急”衹是影響印工發揮的一個外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還是是書佐、印工的文字水平和熟練程度,軍中授予的印章還存在提前預製的可能。因此,“急于行令”并不是“將軍印”风格产生的原因,傳統“將軍印”的定義需要修改。“將軍印”在封泥中并未出現,它符合殉葬明器印的特徵,殉葬應是導致“將軍印”風格産生的直接原因。重新認識什麽是“將軍印”和“將軍印”是怎麽産生的這兩個問題,對于篆刻史無疑是有意義的。

“琅邪相印章”东汉说质疑

琅邪相印章(图1),银质,龟钮,印钮穿有银质圆环,印面上下两边各长2.6厘米、左右两边各长2.5厘米,印台厚1.3厘米。清朝嘉庆年间为大珠山下胡家小庄村(今在青岛市黄岛区)农民耕地得之,曾被陈介祺收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罗福颐在《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后文简称《征存》)将此印归为“后汉官印”,孙慰祖在《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亦将之作为东汉标准品,二者皆以东汉琅邪王史料考之。

汉至南北朝官印“铸、凿”之辨

元代印论家吾丘衍在《学古编》中提出了“朝爵印文皆铸,军中印文多凿”的观点,我们简称为“文铸武凿”说,笔者以为这样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王仲舒在《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一文中说:“说朝爵印文皆铸,自不尽然,但说汉朝印章有用凿文的,则是事实。”

金印“诸国侯印”的年代商榷

青岛市即墨区博物馆藏“诸国侯印”,金质,龟钮,边长2.5厘米,通高2.1厘米,重96克。1977年秋被发现于山东省即墨市王村镇小桥村,1986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山东新出土古玺印》《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等均有著录。

“琅邪相印章”当为西晋印

关于“琅邪相印章”(图1)的断代问题,笔者在2024年《青少年书法·少年》第五期发表了《“琅邪相印章”东汉说质疑》一文。通过文献梳理、图像对比等方法,我们发现,目前学界将“琅邪相印章”作为东汉印或东汉晚期印的判断并不成立,其论据缺乏明显的证据效力。“琅邪相印章”是篆刻艺术中的“名品”,同时它被作为印章断代的“标准品”,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详细考证一下它的时代。

西汉阳陵侯散考

近见《新见古代玉印选续.下编.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编号298为“阳陵侯则”一印(图1),手测印面尺寸横2.05厘米,纵2.0厘米。印文四字均分印面,“阳”“陵”二字,左右穿插,篆法温婉,既有工匠巧思,又有自然之态,实为汉玉印上乘之作。四字印文“官名(爵位)十私名”的句式结构,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曾指出:“这类官职附姓印不是生人所配,而是殉葬专用,以表明死者身份。”

新见玉印“济南王玺”

香港邦瀚斯2023秋季拍卖拍品839号被紧急撤拍,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839号是一枚玉印,即“济南王玺”。网上发布有这枚印章的高清图片和参数,这对研究此枚印章来说已经足够了。

新见古印研究中的失误三则

一2023年12月《印学研究》第十九辑发表署名为孙涛、杜晓岚的《诸国侯印新考》一文,该文研究成果与姜保国、李学勤的结论相同,即均认为“诸国侯印”(图1)属于西汉,但是提出了新的证据。该文说:“诸县在西汉时期史书中记载是有封侯的,事迹载于《三国志》(裴注本)内。”

我的一方砖砚

古砖作砚,有朴且拙。含有纪年、吉语、画像、戳印的古砖砚一直为文人所珍爱,这是其他任何砚种都不能相比的。清中晚期直至民国初年,朴学兴盛。那时古砖出土量少,而嗜好砖砚者则甚多,显赫者如阮元、张廷济、陆增祥、陆心源、陈介祺、端方、僧达受、吴昌硕等。他们不惜重金搜购,磨刻成砚,蔚成风气。清朱栋在《砚小史》中说:“阿房宫砖砚为蜜腊色,肌理莹滑如玉,厚三寸,方可盈尺,颇发墨。”

金印“西乡侯印”的时代判断--以“崇德侯印”为参考

《盛世玺印录》(修订本)收录了一枚金印(051号),印文为“西乡侯印”四字(图1)。在传世和出土的古玺印中,金印作为重器,其数量十分稀少。由于“西乡侯印”并非由科学考古出土,因此我们不清楚它的出土位置、地层信息,也没有其他共出物来判断它的时代。多年来,也未见有学者对此印进行研究。如果能找到与之类似的印章且可明确断代的标准品来比较,对此印章的断代是有帮助的。

西安张安世墓出土“张”字巨印与抑陶印比较

抑陶印就是将印章按压在陶器(砖、瓦等)的湿坏之上,湿坏即呈现出印面的图案、文字等信息的一种印章。这种印章目前所见甚少,但其所抑压之痕迹却在陶器、砖、瓦上有大量留存。有学者指出,中国玺印始于印陶,商周时的陶器上就出现了抑印纹饰。

曹操墓出土铜印为铺首衔环肖形印

自2009年河南安阳西高穴2号墓发掘以来,围绕此墓是否为曹操高陵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其中第205号文物——铜印(图1),在其考释研究上也颇具争议。

西安张安世墓出土“张”字巨印与汉代火印比较

西汉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的墓葬于2008年发现于西安南郊凤栖原,在其墓耳室和从葬坑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印章、封泥,其中4号从葬坑中的一枚“张”字巨印引人注目。多年来,学界仅仅将它作为判断墓主人身份的一个证据,关于它的具体功用,未见考究。“张”字巨印为青铜质地,长7厘米,宽4厘米,印台高1厘米。其钮为八棱形柱状(上小下大)中空钮。

成都新津宝墩西汉墓出土“羌眇君”印再考

《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发表了《成都新津宝墩西汉墓出土“羌吵君”印考》一文(以下简称《印考》),该文认为“目前尚未有资料表明汉代已经出现了羌姓,‘眇’字可能是地名、‘君’字指墓主身份等级,因此,‘羌吵君’应是一枚赐予族首领的官印”,对于这样的论断,笔者未敢认同。

新见许昌画像砖

2020年5月5日下午四时许,我在颍川阳翟东南20里一道路上拾获一空心砖残片,当时泥土附着,不知为何物。许昌空心砖很少见到精彩的图案,多为素面、几何纹、柿蒂纹、乳钉纹……我起初对这一块不大的空心砖残片并没报太大的希望。

假“辅汉王”!真“王辅汉”

印章的文字释读、断代、属性和功用研究是印学研究常见的几个方向,这其中,印文释读是最基本的工作。对于古玺印来说,由于六国文字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齐、楚、燕、三晋等文字皆不传于后世,所以,这些地域出土的印章文字考释存在一定难度;而作为秦系印章一脉相传的汉印,其印文释读并不存在太大问题。

《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释文校正(下)

36.三—SY—0926郝始之印·耐始之印按:“郝”字从“邑”,该字右部从“寸”,符合“耐”字篆法。37.三—SY—0928许主印·许寿王印(图1)按:此印回文,第二字未释。第二字下部从“口”“寸”,当为“寿”字。第三字上部短横与“寿”字左下横线呈一水平线,当为“寿”字之笔画,作“主”字不当,当为“王”字。故该印当释作“许寿王印”。以“寿王”为名,汉代常见。《汉印文字征》收录有“王寿王印”“王寿王”“泽寿王”“徐寿王”“颜寿王”“钟寿王”印多枚。

《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释文校正(上)

周晓陆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是一部收录二十世纪出土印章的巨著,为印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但该书收录的部分印章存在误释、漏释的地方。十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对该书释文进行了补证。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针对遗漏再次进行校正。每条先给出原书编号及释文,“”后为校正后的释文,个别加以按语说明。

与古人结缘——新发现两块文字瓦当

在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之前,采集一美——大概是发现金石遗存的主要手段。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大规模取土的现象,已在地下沉睡数千年的文物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