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青花瓷的崛起

万明在《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从文明交融走向社会时尚》中认为，起源于唐代、成熟于元代的青花瓷，在明初尚不为时人所接受。青花瓷在明代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明初景德镇御器厂建立，有利于青花瓷工艺创新与技术提高。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此后近三十年，青花瓷达到了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航海推动了青花瓷作为商品的大量生产和外销，促进了技术创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的发展走向，也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

回归建筑理性

段良骥在《回归建筑理性》一文中认为，面对当前建筑领域的形式主义时尚，我们会想到建国初期就提出的“建筑方针”，即“适用、经济、美观”。显而易见，这些原则正面体现了包括功能理性、经济理性和审美理性在内的建筑理性精神。此三原则源自古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三原则”（适用、坚固、美观），本来只是对建筑最基本的要求，并未上升到建筑的文化特色、时代精神和艺术品位等层面。

“人文精神”思潮论的价值

包晓光在《“人文精神”思潮论解析：机制与意义》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在中国文艺理论领域，一个看似平常而又含义十分空泛的词：“人文精神”，陡然间热度升高，成为一批人文知识分子热议的中心。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90年代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对人文精神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图片产业未来前景的可能性

薛华克、魏炜在《关于中国图片产业上升期的思考》中认为，现在中国图片产业已初具雏形，在中国经济大环境的保驾护航下，中国图片产业前景展现的可能性有以下几点：一、企业图片库方面，为企业客户服务的定制化创意图片将深入发展，在企业的广告和市场推广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并积极努力渗入到企业文化的核心元素中去。同时，市场也会对图片库提出各种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稀有的图片要求，

策略与混杂

曹意强在《策略与混杂——现代性与油画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中认为，“现代性”有一副自相抵梧的复杂面孔，社会学家，哲学家、史学家等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定义，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理论，可以说有多少理论家就有多少种现代性定义。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重视艺术策略的发明与实施，二是追求艺术语言的混合杂配。

中国策展人结构性变迁的延续

吕澎在《艺术体制与观念的变迁——对上海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新世纪两端展览的历史陈述和问题分析》中谈到，新世纪里一个与旧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决然不同的当代艺术展览正是在体制以外诞生的，这些展览在体制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资源的支持下构成了对官方展览权威性的根本颠覆。

董其昌“引禅入书画”的政治意义

陈中浙在《董其昌“引禅入书画”的政治意义》中谈到，在中国历史上，大凡遇到政治失序、社会紧张之时，都会有很多优秀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董其昌借助禅宗精神帮助书画构建出一套正统的书画观，把隐含在历史当中的那些能促使人们向上（“善”）的、和睦相处的审美理想与创作理念作了深度的挖掘。

道成“金石学”与绘画

蔡星仪在《道成“金石学”与绘画——从潘曾莹与戴熙的两个画卷谈起》中认为，黄宾虹谈到晚清绘画时多次强调“道成中兴”，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都是以赵之谦、吴昌硕等“金石派”画家的艺术风格为中兴之依据，而完全把传衍吴门、娄东或虞山等正统画派余绪的同时名家的艺术摒弃在外。

反思明代宫廷史的研究

朱鸿在《首届明代宫廷史学术研讨会纪要》中认为，宫廷史特别是明代宫廷史的研究意义，要从了解中国的都城建置与宫廷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来认知。中国历史是以君主为核心，宫廷是君主作息活动，甚至处理政事的主要场所，重要性不言而喻。内廷既然重要，研究以内廷为主要范畴的宫廷史就更应重视。或许由于清朝的史料丰富，加以保留至今的“宫廷”情状多为清朝的建置，因而清代宫廷史的研究成为专门之学，有专属的学会组织——紫禁城学会，研究成果斐然。

邓椿——中国文入画理论的确立者

陈谷香在《宋代美术理论家邓椿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到，邓椿尽可能地把文人画抬到了最高的位置。如果说苏轼可算是文人画理论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邓椿则是文人画理论早期最重要的唱和者之一。邓椿对中国画学的贡献，并不仅仅限于一部《画继》，他不但将绘画从“诗之余”抬高到“文之极”，而且第一个在理论形态上首肯黄休复置“逸格”于“神格”之前，并将“传神”推向曲尽天地间万物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基本未脱离其确立的理论框架。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摄影如何“当代”？

顾铮在《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摄影》中认为，有机会介绍中国当代摄影的西方人士，应该以更历史的眼光、更开放的心态、更公平的态度、更全面的视野来介绍中国摄影。否则，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西方成功地将中国收编为一个艺术全球化体系中的新成员的战果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