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新西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二战后的新西兰,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当属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以弗兰克·萨吉森、戴维·巴兰坦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们,着力对清教主义给新西兰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形式的扭曲进行批判。他们借鉴了三十年代著名作家约翰·马尔根所创作的"孤独的人"的主题,不断拓展和深化,完成了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跨越,其笔下的主人公也突破了年龄、性别、阶层、种族的界限。在创作模式上,他们摒弃了前人所熟悉的英国模式,更多地从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战后短短的二十多年间,他们成功地为读者描述了一幅战后新西兰社会全景图。

基于CBI主题模式的英美文学教学初探

CBI模式,又称＂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模式＂,主要强调围绕学生即将学习的内容或信息组织教学,是一种国内外目前比较流行的语言教学模式。采用CBI模式对英美文学课程教学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将文学与语言打通,扩大此门课程的外延,加深此门课程的深度,着眼于优化该课程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改革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新模式。

从破碎到完满——评克里·休姆的《骨头人》

本文研究新西兰作家克里·休姆的布克奖获奖小说《骨头人》,审视女主人公克雷温的生命从破碎到完满的治愈之路,力图揭示作者的重要主张:要解决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必须摒弃原先那种表面"独立",实质上割裂、破碎的自我中心主义生活方式,转而向毛利文化学习,与他人、社会、自然发生密切的联系,将天地万物视为同一整体。

21世纪澳大利亚白人作家土著历史题材书写

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一直是澳大利亚白人作家的土著题材书写中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白人与土著之间种族和解的可能性。进入21世纪,部分澳大利亚白人作家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观修正倾向,即以格伦维尔、迈克加翰为代表的作家一面对历史上白人殖民者对土著施行的暴行予以揭露,一面对白人殖民者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肯定。与此同时,以米勒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作家则呼吁“直面历史”,他们坚信惟有如此,人们才能真正放下仇恨,实现土著和白人之间的和解,避免悲剧重演。

反抗简化——大卫·马洛夫笔下的丛林强盗

“丛林强盗”是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常见主题之一。在大多数澳大利亚作家笔下，丛林强盗通常以恶徒或侠盗的形象示人。著名作家大卫·马洛夫凭借小说《柯洛溪边的对话》打破了人们的这种思维定势。他笔下的丛林强盗既有关乎肉体的欢乐和苦痛，又有内心世界的矛盾和挣扎，更有灵性良心的觉醒和回归，充分体现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可能性。

家园难觅:《一块地》中的日常生活空间解读

新西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希利亚德创作了短篇小说《一块地》,小说描述两位毛利人努力寻回土地,但遭遇希望破灭的过程,反映了二战后新西兰毛利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尴尬境地。作家着力刻画了包括居住空间、消费空间、交往休闲空间等在内的数种日常生活空间,揭示了造成毛利人悲剧境遇的多方面原因。

突破文化认同的困境:评大卫·马洛夫的《大世界》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大卫.马洛夫的小说《大世界》,巧妙地借用对小说标题"大世界"的双重反讽,分别从空间维度和历史维度对文化认同这个广为后殖民作家关注的主题进行了探讨。与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大世界》并没有过多地描述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文化认同的主体的个人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而是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们克服困境,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找到真正的精神家园的可能。

澳大利亚家园建构中的“祛魅”自然观反思——解读大卫·马洛夫小说《柯洛溪边的对话》

自然维度是家园建构的重要维度之一,澳大利亚著名小说家大卫·马洛夫在小说《柯洛溪边的对话》中对澳大利亚家园建构中常见的"祛魅"自然观进行了探讨。马洛夫在作品中为读者呈现了两种自然——精致美丽的爱尔兰庭园与空阔寂寥的澳大利亚荒野。前者是"祛魅"成功的自然,一切在人的掌控之中,因此令人眷恋和怀念;而澳大利亚荒野既空且阔,是"祛魅"不成功的自然,让人焦虑恐惧。作家藉此对"祛魅"自然观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实质是用工具理性将自然完全纳入人类的框架之中,使之为人所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它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断裂,而"家园"也因此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后现代视角中美国南方女性的遁世

著名美国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在作品中刻划出一批"南方女性"的形象。她们是美国旧南方遗留下来的"最后的贵族"。曾有过属于她们自己的光辉岁月。然而,社会制度的更迭﹑生存环境的巨变,使她们变得孤独﹑失意﹑心灵扭曲。无论是《玻璃动物园》中的阿曼达,还是《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面对严酷的现实都显得那么孤单无助,她们无法适应新的环境,也不愿放弃往昔的生活方式。于是,只能选择逃避,她们是现代文学中的遁世者。她们对现实的逃避,绝不仅仅是她们的个人经历,更折射出现代化进程给个体、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

澳大利亚的文学表征与家园建构

文学表征是澳大利亚人寻找民族认同、建构家园的重要途径之一。从白人移民澳洲大陆至20世纪末,澳大利亚作家对于这片土地的文学表征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过程。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表征主要聚焦于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环境,但把它当作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民族主义时期的文学表征则是丛林,具有鲜明的澳大利亚的特色;二战后,表征澳大利亚的重心开始偏向了城市,最终成功书写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文学主要表征对象的变化过程,也正是澳大利亚人在文化上从附庸英国、惶惑自卑,到独立、自信地表征澳大利亚,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过程。

象牙塔外的声音——简评纳丁·戈迪默及其创作

著名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坚持把把公共关怀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从未放弃对南非社会和南非人的深切关注。无论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的南非,还是在种族隔离结束后的新南非,她从未停止创作以南非为背景,以南非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空谈者。

澳大利亚人的家园建构——大卫·马洛夫和他的小说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过“文学场”这个概念，他认为“在文学场域扮演角色的个体和其他机构的地位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起作用的这种“资本”不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无形的资本”，即审美价值观和知名度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澳大利亚作家大卫·马洛夫（DavidMalouf，1934一）无疑是一位拥有雄厚“资本”的作家：迄今为止，他出版的十一部诗集、九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十部非小说作品已被译成了十余种语言，并屡获国内外大奖——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澳大利亚文学协会金奖、英联邦作家奖……此外，他还两获曼布克奖提名，并在200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

杰拉尔德·默南《景中景》中的苦闷书写

当代澳大利亚著名小说家杰拉尔德·默南的代表作《景中景》,是一部经典的后现代佳作。小说运用套盒结构呈现六个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的故事,不同故事之间首尾相连构成一个整体。作品人物通过果汁、斑点和曼荼罗等一系列意象婉转表达自己的欲望和对于超越日常生活的渴望。小说藉此深刻揭示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社会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肉体与精神、理想与真实之间的割裂,生动刻画了一代文学青年的压抑和苦闷,以及他们对于走出苦闷的向往。小说用寓言般的叙事将20世纪中叶澳大利亚文坛压抑的环境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澳大利亚文学留下了一部经典佳作。

沉默背后的交际意图——析《忆起了巴比伦》

澳大利亚作家戴维·马洛夫的小说《忆起了巴比伦》自出版以来,在广受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了部分质疑和批评。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在土著问题上忽略了他们遭受的压迫,"将政治一笔抹煞"。这样的批评主要源于对小说中三种沉默的误读,忽略了沉默背后的交际意图。该小说的真正意义蕴藏在沉默背后,借助会话沉默与主题沉默,马洛夫揭露和批判了历史上澳大利亚白人在建构家园的过程中对土著所采取的直接暴力和文化暴力,同时他还通过文本沉默向读者展示了土著文化的深邃质朴,指出只有向土著学习,白人才能成功在此建构家园。

文化创伤与寄生虫——评一起重要的澳大利亚文学事件

库里骗局是新世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起重要文学事件。诺玛·库里凭借其出色的言说策略、对"后9·11"时代西方社会政治形势和读者心理的准确把握,在《禁忌之爱》中成功建构了文化创伤,获得了广泛好评。但是,由于她违反了言语行为可接受性的三大认可条件,其建构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坍塌。库里骗局就像一只寄生虫,大大削弱了它的宿主——见证文学的影响力,同时严重挤压了澳大利亚文学公共领域,使之日益萎缩:公众由文化批判者转为文化消费者,文学活动的自主性也大大削弱。

越界的黑天鹅——评一起重大的澳大利亚文学事件

本文以澳大利亚文学史上著名的厄恩·马利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了与此相关的三大争论:关于马利诗歌的艺术价值的争论、关于马利事件性质的争论、关于马利事件的后果的争论,藉此探讨文学史上造假这个奇特现象的实质,以及为何马利的诗歌经久不衰、持续引发人们关注的原因。

2010年加拿大格里芬诗歌奖揭晓

2010年6月3日，第10届加拿大格里芬诗歌奖（theGriffinPoetryPrize）在多伦多揭晓，爱尔兰女诗人爱利恩·尼·丘利安娜（Eilean Ni Chuilleanain，1942-）凭借诗集《太阳鱼》

2010年度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揭晓

2010年6月22日,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和影响力巨大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揭晓,彼得·坦普尔（Peter Temple）凭借小说《真相》（Truth）摘得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