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徽数理的早期应用

汉代时七弦琴已定型,汉魏之际琴面即饰有13徽,间距不一的琴徽暗含立体属性与等分原理。琴徽虽出于汉魏之际,但其一弦上的等分数理渊源甚久,可上溯至商编铙与西周甬钟。“一弦均钟”可能是商周真实存在的、乐师为乐钟作音列设置的准器,也可能不以实物存在,而只是口传心授、隐藏于思维之中的虚拟数理。曾侯乙墓的五弦均钟与两周之际钮钟正鼓音列上的五声,表明两周之际既是五弦均钟应用时间的上限,又是“一弦均钟”应用时间的下限。由于先秦古琴形制尚未统一,钟琴两类乐器在数理应用上存在时间差。从一弦等分节点到商周钟铙四声,从五弦等分节点到东周编钟七声乃至旋宫,钟乐的辉煌始终依赖弦上节点与神瞽们数理认知的支撑。这展现出琴徽使用之前琴徽数理的早期应用和历史贡献。

论唐宋阮咸乐器的变革与传播

阮咸是中国古代音乐中唯一一件以文人姓名命名的乐器。汉代起,史料典籍就有相关的记载,南北朝时期甘肃地区的多件阮咸画像砖弥补了文献的缺失。唐宋时期是阮乐发展的关键期,随着宫廷燕乐和民间俗乐的鼎盛,阮咸高度发展,可见实物有甘肃武威弘化公主墓出土阮咸残件、日本正仓院唐代紫檀螺钿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阮咸派生乐器崭露头角之时,因派生乐器的出现,唐宋史料中对此类乐器时有混淆,本文结合文献、民间诗词记载和阮咸遗存,梳理并进一步阐述阮咸的名称与形制演变,以及阮咸在唐宋时期的流传。

论硕形铜鼓多样性立饰的文化内涵

冷水冲型铜鼓、灵山型铜鼓和北流型铜鼓是汉-唐代流行于岭南地区的铜鼓类型,它们硕大厚重,可合称为硕形铜鼓。这三类铜鼓的鼓面、鼓身上常有丰富多样的立饰,除固定的青蛙塑像外,还有马、牛、鸟、虎、水生生物、植物等,以及人类与动物互动的场景,如乘骑、牛耕、女婢饲马、孩童推龟、观斗蛙、击铜鼓等。这些多样性立饰融合了岭南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滇文化的元素,形成了硕形铜鼓的独特风格。它们既是图腾崇拜的直接体现,又包含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勇武精神的推崇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立饰所在位置反映了各型铜鼓的演奏方式。

身体哲学对当前艺术教育的启示

身体哲学强调了身体的主体性地位,肯定了身体在获取知识过程中的作用。身体与文化存在着互动关系,身体塑造了我们的身份和意义,在整个认识过程中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艺术与身体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这种紧密关联性为当前的艺术教育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身体的主体性作用,又要引导学生意识到身体对艺术作品的影响。基于身体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多样化的艺术表达方式,在艺术教育中提升身体意识和自我认同。基于身体哲学关于身体和心灵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发挥艺术教育的心理治疗作用,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发展。

从西汉南越王墓音乐器物看南越国宫廷礼乐的兴衰

南越国宫廷礼乐按照大型编悬乐与室内房来分类设置,显示了宫廷礼乐的气派和按天子的用乐规范来设置的做法。然青铜编悬乐器的测音分析表明,虽然乐师们有预设意识和铸后调音,但音乐性能不佳,带有很大程度的模仿痕迹。南越国礼乐设置之日,正值北方俗乐兴起之时,岭南滞后的经济文化、南北差异与空间距离的存在,致使礼乐难以存留。

20世纪美国多元文化主义音乐教育述评

文章以历史分析、文献分析为主要方法，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音乐教育的萌芽、变革理论的形成两个方面，论述了２０世纪美国多元化主义音乐教育的发展。

我国早期陶埙的乐音选择与多声形态

从我国陶埙的测音数据整理出来的音列可发现,远古的人们并非一开始就局限于晚商或西周青铜钟铙音列中相对稳定的四声,相反,他们对自然乐音的选择甚为灵活,组成的音列甚为丰富。这一事实与制作、材料、社会层面及各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关。本文以为,陶埙的制作和音阶的发展是感性经验的结果,以实践为基础。其音列多样化、音阶多声化为后世特别是周代钟磬乐音列的设置提供了选择的余地与宝贵的经验,并使钟磬乐音列从早期的感性实践中总结出数理规律来。

从贾湖龟甲到南越响陶——摇响器的辉煌历程

摇响器自一开始就出现了多种呈现方式,这些呈现方式能帮助我们了解远古乐器的组合规律。贾湖龟甲摇响器和姜寨M358摇响器、广汉三星堆铜牌形响器和黄龙西山坡摇响器、南越王墓摇响器先后创造了新石器、商周和秦汉时期摇响器发展的三次高峰。南越王墓摇响器与同出的乐器构成了富有特色的组合,是西汉宫廷音乐新创发展的表现,是对远古音乐的回应与阐释,是对音乐历史的补充,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先秦摇响器看南越王墓摇响器的新生

摇响器的繁荣在新石器时期,之后逐步被淡化而日趋衰落,两周时期被礼乐制度下的编悬乐所取代。新石器时期的贾湖龟甲摇响器和姜寨摇响器中所运用的"响器+笛或埙"或者说"击奏+吹奏"的古老配置至商周时期被"响器+铜铃"或者说"击奏一+击奏二"的配置方式所取代。南越王墓中摇响器与琴、瑟、铃、铎及舞人的完美组合使这一被忘却了的古老乐器再一次焕发出新的生命。

试论春秋编镈与钮钟正鼓音列“8＋9”的接合形态

随着对各种钟形音乐性能的掌握,从春秋中期开始,编镈与甬钟、钮钟之间由礼乐形式上的搭配转为音乐演奏上的接合,这种接合拓宽了音域、丰富了音色,还一定程度地增强了演奏与旋宫转调的能力。至春秋晚期出现更多的是8件组编镈与9件组钮钟或甬钟的接合。从镈钟的发展过程来看,4件组镈钟与钮钟的接合是流行于以郑国为核心的中原地区的典型接合模式,而后来8件镈钟与9件钮钟或甬钟的接合模式即为这种模式的扩充。后者控制的时间长,从春秋中期出现以来一直影响到战国早期。

两周之际编钟正鼓音列的转制及其成因

两周之际,编钟正鼓音列出现了两种型态并置的现象,一种按8件组设置,它是西周一弦等分制取音法延续的结果;另一种按9件组设置,它是伴随钮钟的出现并以传统正五声为正鼓音列设置基础的新模式,它暗示着为钮钟取音的五弦准的出现。分析表明,为编钟取音的五弦与西周按等分制取音的一弦的节点规律呈现出相承相异的辨证关系,是音乐实践的结果。

葬器?祭器?乐器?——商埙角色之再探讨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吹管乐器之一的埙,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繁盛于殷商时期。商代以后,埙开始衰落,在经历两周的下坡路后,从秦汉开始几不复闻。一件有着深厚底蕴的乐器在短时间内衰落,其中所内含的原因值得深思。祭器和葬器两种角色的存在,是埙在商代呈现出兴盛状态的一大因素。自西周开始,埙祭器、葬器角色的消失和向乐器角色的转变,使埙随着雅乐一步步走向僵化和衰落。祭器、葬器角色的消失,是造成埙自商代以后数量上呈现下滑的重要原因。

从音乐考古学视角看海上丝绸之路音乐传播

从音乐考古学的视角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传播会发现,以合浦为中心形成的,包括徐闻、日南在内的北部湾古港群一直发挥着我国周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作用。随着秦将岭南纳入中央集权管辖及其后南越王朝的发展,古番禺港(广州)也成为了海上丝路文化交流的始发港,且成为自始至今两千余年唯一一直保持繁荣的国际重要港口。合浦和番禺分别作为汉代与唐代世界上两个最大贸易港,在贸易历程中留下许多音乐文化传播的印记。

“立师以教”以“习乐”——从宫廷音乐看唐开元年间的职业教育

唐代的宫廷音乐机构具有表演与教学的双重功能,而在教学上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特征,这种职业性特征体现在艺人的技能训练、宫廷地位、能力考核以及所获薪水等不同职业型态的关系上。

南越国宫廷乐——晚开的礼乐奇葩

西汉南越王墓再现了周代礼乐的编悬结构与设置规模,并按大型编悬乐与室内房中乐进行了分类。南越国第一、二代国君一直奉行的吸收、融合的经济、文化政策,致使南越宫廷礼乐形成多来源、多层次的组合特点,将中原传统的编悬乐队与南越族羽人乐舞相配,表演祭祀或庆典音乐,为我们展现出古代音乐中独有的岭南特色。南越王宫廷音乐一方面是对岭南大地古代音乐文化的拓荒,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原逐步衰微的礼乐文化的延续。

论春秋编镈与钮钟正鼓音列“4+10”的接合形态

至春秋中期,镈钟与钮钟的正鼓音列之间出现了"4件镈钟与10件钮钟"接合方式,地域分布集中,是郑国编钟的典型接合模式。这种接合模式一方面使钅甫寸钟从礼乐形式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体现出对钟体音乐性能的追求;另一方面对春秋晚期吴、楚、齐等地区在不同钟型的接合方面镈钟音列的进一步扩充并走向独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勤越二十载 励溶后学心——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看中国音乐史学学科建设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其编撰方法体现出渐进趋势和开放的思维培育。它是多学科协作、集体攻坚的结果。它的完成铸就了音乐考古学这个年轻学科坚实的基础,包括在学科成果、研究方法、科研立项、成果获奖以及队伍建设五个方面的同步发展,形成了五个支柱牢牢支撑着这一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局面,既成就了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建设,又彰显出不朽的学术精神。

20世纪编钟音列研究述评

上世纪编钟音列的研究工作在30年代就已开始,但深入研究则在70年代以后。总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产生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也掌握了许多特有的音乐学研究方法。随着既往成果的积累和新材料的涌现,对两周编钟音列进行整体分析显得十分必要,这种研究是进一步探讨先秦音乐文化尤其是先秦乐律的重要途径。

试论“以指度律”与“‘(甫页)’‘曾’释义”

在前人的有关弦准的奠基性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东周编钟音列赖以设置的五弦节点及其理论音高是乐师们通过以指度律的方式实现的,并借用“曾”“(甫页)”二字使五弦各节点与等份内节点间产生的三度音程得以规范。从而,就使编钟音系之同位异律特点得以显现出来。

论王守仁的音乐教育观

我国明代杰出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一反程、朱理学的僵化教育模式，代之以“歌”、“导”、“讽”、“动静合一”等教育方法，把音乐教育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