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结合PBL在血管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目的:观察3D打印结合PBL教学在血管外科临床教学中的效果。方法:将于2023年06月-2023年09月期间在我院血管外科实习的实习生纳入研究并设为研究样本,纳入研究样本例数总计44例,参照随机分组法将这44例实习生做分组处理,其中常规组收录的22例实习生采用传统PBL带教模式教学,研究组收录的22例实习生采用3D打印结合PBL教学,之后对两组实习生的带教效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教学满意度的结果分析中,研究组总满意率高于常规组(P<0.05);综合能力的结果分析中,研究组综合能力优于常规组(P<0.05);两组实习生考核成绩的结果分析中,研究组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结论:对于血管外科实习生来说,应采用3D打印结合PBL教学予以干预,这有助于提升实习生的综合能力以及教学满意度,应用效果十分显著。

不同方式处理交通支静脉对下肢静脉性溃疡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下肢交通支静脉腔镜离断(subfascial endoscopic perforator surgery,SEPS)、泡沫硬化剂注射(foam sclerotherapy,FS)和手术结扎三种方式治疗下肢静脉性溃疡,患者术后短期并发症和生活质量的差异。方法选取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外科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收治的小腿交通支静脉功能不全的下肢静脉性溃疡患者60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SEPS组、FS组和手术结扎组,每组各20例。比较三组患者术后短期疗效、并发症情况及生活质量的差异。结果术后1周,超声显示三组患者交通支静脉均完全闭合,溃疡面均改善;FS组患者术后皮下血肿、皮肤麻木的发生率最低,皮下硬结发生率最高(均P<0.05),三组患者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FS组患者术后疼痛发生率及静脉临床严重程度评分均显著低于另外两组(均P<0.05),术后SF-36量表生理功能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另外两组(均P<0.05)。结论SEPS、FS和手术结扎治疗下肢静脉性溃疡,FS术后并发症较少,且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最高。

外周血miR-483-3p联合D-二聚体检测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外周血单核细胞微小RNA-483-3p(miR-483-3p)联合D-二聚体对下肢深静脉血栓(DVT)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确诊的DVT患者30例为血栓组,选取同期住院非DVT患者30例为对照组。分别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及Sysmex CS5100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检测两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miR-483-3p表达量及血浆中D-二聚体含量。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统计分析miR-483-3p和血浆D-二聚体分别对DVT诊断的特异性、敏感性和准确率,以及两者联合对DVT诊断的效能。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血栓组患者单个核细胞miR-483-3p表达和血浆D-二聚体值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者对DVT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显示,miR-483-3p联合D-二聚体诊断DVT敏感度为96.63%、特异度为90.00%,AUC为0.9382。结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miR-483-3p联合血浆D-二聚体检测可作为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参考指标。

置管溶栓治疗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不同入路分析

目的探讨置管溶栓治疗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不同入路的优劣。方法回顾性分析56例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病人,采用不同入路行置管溶栓治疗,通过手术时间、治疗效果和并发症来评价各种入路治疗的效果。结果病人分为4组:A组(10例,18%)经小隐静脉切开入路,平均手术时间为(30±4)min,1例(10%)切口延迟愈合,2例(20%)切口渗血;B组(29例,52%)经胫后静脉切开入路,平均手术时间为(32±5)min,2例(6.9%)切口延迟愈合,4例(13.8%)切口渗血;C组(15例,27%)经胫前静脉穿刺入路,平均手术时间为(20±3)min,2例(13.3%)误穿入胫前动脉。D组(2例,3%)经健侧股静脉入路,平均手术时间(31±4)min。4组病人治疗前后各组间大腿周径差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5,P<0.05)。4组病人治疗前和治疗后各组间大腿周径差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5.4,P>0.05)。结论对于不同病人采取个体化治疗,建议首选胫前静脉穿刺入路,为病人提供最大收益和最低风险的理想治疗方式。

局麻Veno Merse手术减少大隐静脉术中损伤

前瞻性分析局麻Veno Merse手术、传统抽剥术和大隐静脉激光腔内闭合术治疗大隐静脉曲张的效果。与传统抽剥术和EVLT治疗相比,Veno Merse术日疼痛评分、术日及出院自理能力、术后切口数、术后第1天D-二聚体、术后皮肤并发症、隐神经损伤、术后住院时间及费用等术后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静脉内膜损伤程度低。局麻Veno Merse手术不仅创伤小、疼痛轻、术后并发症少,而且对静脉内膜损伤小,易于开展。

曲古霉素A对小鼠骨髓源性树突状细胞表型和功能的影响

目的未成熟树突状细胞(immature dendritic cells,imDCs)诱导免疫耐受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保持其未成熟状态成为研究热点。文中旨在研究曲古霉素A(Trichostatin A,TSA)对小鼠骨髓源性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表型和功能的影响。方法取小鼠骨髓单核细胞,在含重组小鼠粒/巨细胞刺激因子(recombinant mouse 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rmGM-CSF)和重组小鼠白介素-4(recombinant mouse interleukin 4,rmIL-4)完全培养基中诱导其向DCs分化,并与第6天收集疏松贴壁细胞分为空白组(不另外添加任何药物)和TAS组(加入100ng/ml)组,分别继续培养48 h。流式细胞仪测定各组DCs表面共刺激因子的表达,ELISA试剂盒检测IL-12p40细胞因子分泌的变化,混合淋巴细胞增殖实验检测不同组DCs对T淋巴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结果与空白组比较,TSA显著下调DCs表面共刺激因子的表达和减少细胞因子IL-12p40的分泌,且其诱导的DCs显著降低同种异基因T淋巴细胞增殖能力。结论 TSA能够抑制DCs的成熟和诱导imDCs的产生。

胰高血糖素样肽-2对小鼠急性胰腺炎相关肠炎的保护性作用及机制

目的采用小鼠动物模型探究胰高血糖素样肽-2(glucagon like peptide-2,GLP-2)对急性胰腺炎相关肠炎的保护性作用及机制。方法将总数为40只的雄性实验小鼠,严格按照随机分配原则,分为对照模型组即胰腺炎组及GLP-2治疗组两组,每组各20只。通过腹腔内注射L-精氨酸法建立AP的模型,并在制模后30 min,GLP-2治疗组按照0.25mg/kg的剂量通过腹腔注射GLP-2方式进行处理,间隔时间为12 h,连续使用3 d;而AP组模型则是使用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进行处理。3 d后对两组所有小鼠进行处死,采用H&E、免疫荧光及免疫印迹法等评估检测小鼠肠道标本中炎性水平及肠粘膜细胞凋亡情况;检测TNF-α、IL-16、IL-10水平,进行炎性评分,对比各组小鼠肠道炎症情况。结果肠道黏膜的炎性介质水平,可见GLP-2治疗组TNF-α及IL-6含量绝对低于AP组小鼠(P<0.05),IL-10的含量则较高于AP组小鼠(P<0.05),而治疗组肠道组织炎性评分结果则低于AP组(P<0.05);Western blot检测显示治疗组肠道组织细胞发生凋亡现象的量相对于对照组大为减少(P<0.05)。结论我们的研究证实GLP-2对于急性胰腺炎小鼠相关肠炎具有一定程度的保护性作用。

肠系膜动脉缺血性疾病发生肠坏死的预测因素及临床价值

目的:探究肠系膜动脉缺血性疾病发生肠坏死的预测因素,为临床诊治提供思路。方法:选取2009年1月—2019年1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肠系膜动脉缺血性疾病患者52例为研究对象,根据开腹手术确诊发生肠坏死患者15例、无肠坏死患者37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预测肠系膜动脉缺血性疾病继发肠坏死的因素。结果: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pH值<7.35、B超或CT提示肠壁血流信号变化异常、有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WBC)升高、D-二聚体升高是肠系膜动脉缺血性疾病患者发生肠坏死的预测因素(P <0.05)。进一步ROC曲线分析显示,WBC、D-二聚体预测肠坏死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760、0.700,具有一定预测准确性;两项联合AUC为0.852,预测准确性较高。以ROC曲线靠左上方约登指数的最大切点作为最佳临界值,WBC为15.47×10^(9)个/mL,D-二聚体为3.96μg/mL。该点预测的灵敏度、特异度:WBC为66.7%、75.7%,D-二聚体为86.7%、54.1%,两项联合为86.7%、78.4%,提示两项联合可提高预测能力。结论:对于肠系膜动脉缺血性疾病患者,当血pH值<7.35、B超或CT提示肠壁血流信号变化异常、有SIRS时,应警惕肠坏死的发生,WBC>15.47×10^(9)个/L、D-二聚体水平>3.96μg/mL亦可作为辅助性预测因素。

2D-DSA与3D-DSA在颈动脉狭窄诊治中的比较

目的:比较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3D-DSA)、二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2D-DSA)在颈动脉硬化狭窄诊治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2014年9月至2017年4月我院血管外科收治经颈动脉彩超或者CTA发现的颈动脉硬化狭窄患者36例,共计72条颈动脉,入院均行常规2D-DSA、3D-DSA检查,比较二者在狭窄程度判断、溃疡斑块的检出、手术适应证评估上的差异。结果:2D-DSA与3D-DSA在颈动脉狭窄程度分级上的诊断价值相当,具有良好的一致性(Kappa=0.697),其中2D-DSA得出的狭窄度平均值(42.59%)稍低于3D-DSA(49.86%);2D-DSA与3D-DSA在颈动脉溃疡斑块检出能力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7);2D-DSA与3D-DSA在颈动脉狭窄手术适应证评估上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症状组(P=0.031)及无症状组(P=0.035)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3D-DSA作为2D-DSA进一步的检查方法,在颈动脉狭窄患者手术适应证评估能力上存在更大的优势。

远端破口存在对于Stanford B型夹层腔内修复术后早中期疗效的影响

目的:Stanford B型夹层行腔内修复术后远端破口的存在对于术后早中期疗效及主动脉重塑情况的分析。方法:回顾性研究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14年1月至2019年11月CTA结果提示Stanford B型夹层并行腔内修复术的患者,总计47例,按术后远端单一破口及多破口分为A、B两组。分析两组患者间术后早中期内漏、远端破口愈后、主动脉重塑的差异性及内漏形成的因素。结果:随访术后3、6和9个月主动脉CTA,B组较A组更易发生内漏,P 【0.05。腔内修复术时夹层处于急性期或第一破口位于小弯侧者,随访期间更易发生内漏(P 【0.05)。两组患者远端破口早中期愈后无统计学差异。术后支架覆盖段胸主动脉段恢复A组较B组更佳(P 【0.05)。对于整体患者而言,支架未覆盖段腹主动脉段重塑均较差,但A组较B组稍好(P 【0.05)。结论:Stanford B型夹层患者腔内修复术后远端多破口早中期疗效及主动脉重塑较单破口者差,支架覆盖段主动脉重塑情况两组均较好,腔内修复术治疗Stanford B型夹层疗效让人满意。

胎盘生长因子在下肢动脉斑块中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人股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胎盘生长因子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希望进一步探讨下肢动脉疾病的发病机制。方法:研究共纳入下肢动脉斑块标本30例(其中男性15例,女性15例,平均年龄:66岁),所有病例术前均有间歇性跛行病史,术前均经下肢动脉CTA或血管造影等检查,证实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同时选取因外伤损伤股动脉后,行股动脉搭桥术中切除的股动脉标本10例(男性7例,女性3例,平均年龄:61岁)作为对照组。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PLGF蛋白表达含量水平。结果“各组PLGF水平比较((正常对照组(0.0005 &#177;1.52 &#215;10?7) vs.动脉斑块组(0.0388 &#177;1.1 &#215;10?3),P 【0. 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我们的研究发现,下肢动脉疾病患者动脉斑块PLGF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者,这可能与PLGF可以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增长和导致斑块不稳定有关。

一把手要经受住三个考验

一把手作为一个部门或单位的第一责任人，其素质、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对班子建设及工作的推进起决定性作用。一把手必须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特别是要经受住三个考验。

运用项目列举法做好服务工作

笔者从事办公室工作二十余载,对＂办公室工作无小事＂这句话感触颇深。为了避免百密一疏,确保服务工作零失误,笔者在实践中使用＂项目列举法＂来开展工作,感觉效果不错。我所使用的项目列举法,就是在着手筹备一次会议或活动前,先行列举需要做的每一项具体服务工作。可以本着从大到小、由粗及细的原则,把所有应做的事情一一列举出来,以避免因考虑不周而出现纰漏和失误。

代表视察不能只看“闪光点”

最近,笔者从《报刊文摘》上读到一篇《温家宝下乡》的文章,对温家宝总理的"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这句话颇有感触。由此想到,不仅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要这样,人大代表的视察活动更是不能只看"闪光点"。代表视察,是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途径。代表视察不是参观考察,也不是总结典型经验,而是立足于发现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并督促有关方面抓好落实。因此。

提高代表素质应从改进选举方式入手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担负着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重任。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人大代表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对代表素质的要求也必将越来越高。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既靠经常性的学习培训，又要注重把好“入口”关，在换届选举中把那些符合代表条件、有较高素质的人选为代表。从目前的代表选举过程来看，至少有以下三个环节的工作应当改进和完善。

也说“扫一庭”与“扫天下”

日前拜读了一篇名为《扫一庭何以扫天下》的文章,感到作者阐述的“扫一庭”者不必“扫天下”,善“扫天下”者更不必“扫一庭”的观点很是别致,但仔细品味了几回,却怎么也接受不下来。 该文作者指出,“扫一庭”与“扫天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故“能成大功者,不必成小功”。笔者以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天下,其实就是由千千万万个“小庭”组成的“大庭”,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点与面、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如果说“扫一庭”是小事,那么“扫天下”就是大事。但大事与小事是相对而言的。“合抱之木,

监督需要实打实

最近从报上看到两则关于人大监督的消息,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一是湖北省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否决了市政府《关于在市区干部职工中开展教育捐资活动的建议》和《关于提请确立市区城市卫生日的议案》(《人民日报》1999.8.11);另一则是山西省晋城市人大常委会继去年否决了市政府《关于推行执法责任制进展情况的报告》后。

乡镇人代会“三要”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以下简称人代会)是乡镇人大行使职权的组织机构和基本形式。乡镇人大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开好人代会。如何才能开好乡镇人代会?笔者以为,需要讲求"三要":一、报告要短。乡镇一级人代会会期一般较短,除换届的因有选举事项,能有两天左右,每年度的例会大多数只安排一天时间。

也说“扫一庭”与“扫天下”

日前拜读了某报登载的一篇题为《扫一庭何以扫天下》的文章,感到作者阐述的“扫一庭”者,不必“扫天下”;善“扫天下”者,更不必“扫一庭”的观点很是别致,但仔细品味了几回,却怎么也接受不下来。

要为乡村干部减担子

笔者最近与几位乡镇领导谈起"减负"工作时,他们都流露出了进退两难的愁绪。他们说:上级的政策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可是在基层,教育要"两基",卫生要"改貌",公路要修建,还有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等,都有硬指标。群众嫌负担重,可我们肩上被"担子"压的滋味,又有谁清楚?应该说,这几位基层干部的忧虑很有代表性。农民负担比较重,表现在基层,但"板子"却不能一概打在基层干部身上。这些年,有的地方、有的部门为发展经济,或显示工作政绩,给基层压了不少"担子"。基层要挑起这些"担子",地方财力又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