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沈从文与“战国派”的来龙去脉

依据文献资料,从参与编辑、发表文章、团体活动、文化主张等多方面看,沈从文毫无疑问是《战国策》同人和"战国派"核心成员之一。爱国情怀、忧患意识与公共意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战国派"诸人办刊立言的根本动因,其中沈从文对文学本身和文学运动的观念、立场的阐述和批评,及其对五四的个性思想与启蒙精神的宣扬,构成了该派之重要一极,这也表明"战国派"只是以个人立场为原则,以刊物为公共话语空间,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作者群体,而并非整齐划一的团体或派别。

“五四”时期的戏剧论争探源--以《新青年》为中心

五四戏剧论争有理论上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必然性。戏剧改良是《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整体建构中重要的一环,其强调的是戏剧文学的启蒙民众和改良社会的工具理性意义。在论争中,《新青年》一派先声夺人,通过主动的策略操作,为传播其文学理念、扩大了"文学革命"影响带来了积极效果,而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改良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人性拷问与哲理玄思——论陈铨的长篇小说《天问》

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的长篇小说《天问》是陈铨的成名作。该作以川南特有的风土人情与民国以来兵匪祸乱的历史为背景,在紧张曲折的传奇故事的叙述中,执著于人物悲剧命运的书写,集中于人性善恶的探寻与人生哲理的形象表达,既表现出奇崛夸张的浪漫传奇色彩,又有现实主义的历史实感,同时还带有形而上的哲思意味,这使得小说在通俗传奇中彰显出现代意识。《天问》以其独特的叙事旨趣、悲剧意识和形式技巧,为1920年代新文学长篇小说草创期的重要收获。

苏雪林“反鲁”案新探

学界一般认为,苏雪林对鲁迅由生前崇仰到死后攻击,态度前后判若两人。但从新发现的其在武汉大学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义(1934)等文献看,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苏氏经历了从"钦敬""小说家鲁迅"到"反感""杂感文鲁迅",从鲁迅生前刻意掩藏自己对鲁迅的不满,隐约地"反对",到鲁迅死后对其公开诋毁、大加挞伐的过程。苏氏之公开"反鲁",固然与其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以及鲁迅"攻击"其亲敬的杨荫榆、胡适、徐志摩、陈源等公私恩怨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是其拥护所谓"党国"的政治立场;而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公开私信,把自己推向道德和舆论的前台,则与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密切相关。苏雪林"反鲁"案,从本质上说是苏氏向左翼和中共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但对鲁迅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

《文艺新闻》的终刊——从《鲁迅全集》一条注释说起

周报《文艺新闻》是1930年代初"左联"的主导下,传播左翼文化的重要阵地,依据刊物创办人袁殊的访谈、回忆录以及其它相关回忆文章,该刊系主办人转投秘密革命工作而主动停办。

叶广芩近期创作的生态意识

叶广芩近期发表的《老虎大福》等一系列动物题材小说,其切入生活视角和审美范式皆不同于其家族系列小说,她把环境保护理念和生态伦理意识渗入到小说文本中,其用意在于唤醒人们关注地球生态环境。

谍战题材的两种叙述方式——《色·戒》与《野玫瑰》

《色·戒》与《野玫瑰》在题材、人物、背景等方面确有某种同构之处,但在叙事逻辑、人物形象与主题意蕴等深层内容上却大相径庭。前者以行刺事件为背景,着重描摹主人公的心理、情绪的起伏变化,以人性探究为叙事主旨,而后者则通过抗日锄奸故事表现献身抗战的时代精神。从本事原型到文学作品的不同路径,体现了两位作家各自的创作风格:陈铨通过艺术想象,在浪漫惊险的谍战传奇中抒写了民族情怀这一宏大主题,而张爱玲则在刺杀汉奸的叙事框架中表达了她对人性的理解,并烙刻了个人的情感体验。

论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兼论施蛰存文学旨趣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文学家,20世纪30年代以提倡现代派文学和心理分析小说闻名,他的《鸠摩罗什》、《将军的头》、《梅雨之夕》、《黄心大师》等众多小说文本,以弗洛依德心理分析理论为参照,集中摹写人物表层意识下的潜意识和无意识,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的心理动因,这种创作特点几乎贯穿他十年小说创作的整个过程,其突出的先锋性、现代性和异质性,形成了他对文学艺术独特的充满个性化的理解和旨趣,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文学“四要素”理论对现代文学教学的启示

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应全面客观把握文学四要素,做到以作品为中心,熟悉了解作者,进入历史现场,实现诸要素之间的共生互动,这样既能探究作品的内部构成和艺术表现,又可以考察作品与其它因素的关系,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有些情况下,教师应特别注意作家介绍和背景考察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必要性和重要性。

＂《野玫瑰》风波＂新探——从演出史角度考察

1942年3月，陈铨的话剧《野玫瑰》轰动陪都重庆，但随即遭到左翼文人逐渐升级的批判，从“隐藏着战国派的毒素”，到“欺骗”观众的“糖衣毒药”，再到“制造”和“散播”汉奸理论。吊诡的是，尽管被批为“有毒”，《野玫瑰》却又在各地一演再演，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

抗战时期陈铨“英雄崇拜”说的来龙去脉

英雄与英雄崇拜现象历来引起无数人的兴味。民国以来的"英雄"论多为时论杂感,而陈铨的英雄崇拜说则是以意志哲学为立论基础,以英雄史观为理论依据,并糅合化用了卡莱尔、叔本华、尼采、康德诸人学说的理论体系。陈铨英雄史观的形成与其成长过程、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因为陈铨在论述中否定了"五四"精神以及唯心主义色彩,因而其英雄崇拜说遭到自由主义者(如沈从文)、唯物主义者(左翼文人)的质疑和批判,但陈铨意在藉此反思批判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并认为,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只有借鉴德国崛起的经验,提倡培养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崇武尚力,中华民族才能在新的"战国时代"生存发展下去。

略说高中课文《记念刘和珍君》中的杨荫榆

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中有两句话言及杨荫榆：“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广有羽翼的校长”，该文自人选1950年“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以来。一直是保留篇目。1958年“人教版”语文课本给杨荫榆的注释是：“192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依附军阀政府的势力，压迫学生。”

文学论争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刍议

文学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论争大致具有三个特征:发生频率高;地域性和阶段性;产生原因复杂多样。在文学论争的教学中,不仅要求教师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要有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超越的历史眼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野玫瑰》本事与人物原型——与《〈野玫瑰〉的人物原型初探》一文商榷

《〈野玫瑰】的人物原型初探》一文认为,抗战期间,陈铨与刘云樵(时为国民政府特工人员)为西安一家医院的病友,受刘云樵所述其特工经历而感发,陈铨创作了话剧《野玫瑰》,并把刘云樵写进剧本中。但通过考证,文章作者所出示的证据并不可靠,其结论也当然不足为信。其实,关于《野玫瑰》的创作的背景、缘由、过程、材料来源等,陈铨本人已有清楚的说明。

城乡公交一体化交通线路规划研究

优质的公交线路是促进公交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公交线路布局决定着公共交通的营运范围,也决定着网点布局和相互间的联系及衔接关系。公交线路布设质量直接影响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也是衡量交通系统是否完善的标准之一,将会对公交运行状况、发展程度及相关因素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案例讨论式教学在“新闻学概论”中的探索与实践

不同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案例讨论式教学是一种双向互动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发现、分析并尝试解决案例反映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学习情境中,教师只是引路人,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案例则是沟通静态知识与动态现实的桥梁。

“战国派”新论

从史实出发,异军突起于1940年代初的"战国派"只是一个由学者文人组成,以刊物为中心,以个人行为为原则的自由作者群体,而非整齐划一的团体或派别,其核心成员当为林同济、何永佶、陈铨、沈从文和雷海宗。"战国派"的超然立场,在当时曾遭受左翼文化界和执政当局的质疑、批判和压制,而其各异的理论构建和文化主张以及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正表现了这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公共意识和超越意识形态的自由精神。

民族情怀与浪漫精神——陈铨戏剧论

本文从情节主题、精神内涵和结构形式等方面探讨陈铨抗战期间的戏剧。陈铨戏剧以富有传奇性的生动故事,表现一切为抗战的民族意识和献身精神,同时通过刻意的戏剧动作和人物的逾常行为寄寓了对"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的追求,并以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抒情化的语言和优美动听的歌曲穿插等形式手法,营造了诗情画意的戏剧空间。

施蛰存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考论

抗战八年,施蛰存流离辗转于西南大后方,默默承受家国之痛,以坚定的信念期待着民族的解放和胜利的到来,同时他也坚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对抗战文学的浮躁之气多有诽议,并因此遭到左翼作家的批评。抗战中,施蛰存也完成了由自由作家到学者教授的身份转变,虽然遗憾地放弃了文学创作,但这一人生转型不仅从此为其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也开启了他从"文"到"学","文""学"相长的人生新境界,并奠定了其一生文化事业之"四扇窗户"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