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定位、支付能力与房地产税最优设计

本文区分房地产税职能的三种定位,根据支付能力最大化原则探寻人均面积扣减、家庭面积扣减、首套房免税和人均价值扣减四方案下房地产税最优设计。研究发现:(1)若将房地产税定位于地方一般税种,0.5%单一税率下首套房免税方案最佳,其同时具备最大支付能力和最小课征面的双重优势;(2)若将房地产税定位于地方重要税种或地方主体税种,税率不超过2%时首套房免税方案难以达成,其余三方案中人均价值扣减方案下完全可负担家庭占比最高,但须辅以高税率与宽口径;(3)断路器机制的引入,可纠正房地产税税款拖欠比例的低估,体现更为准确的税款完全支付能力;(4)短期内房地产税应定位于地方一般税种,选择更具征管可行性的首套房免税方案,中长期内职能定位应逐步提升,选择更具公共价值捕获性的人均价值扣减方案。

房地产税再分配效应分析及征收方案选择

基于家庭微观数据库区分家庭房产价值和家庭财产价值两种口径对房地产税再分配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口径的拓宽使得人均扣减面积方案下再分配效应有所加强,而首套房免税方案有所减弱,家庭扣减面积方案在低于最优值时增强,在高于最优值时减弱;断路器机制的引入使得三种征收方案调节家庭间房产价值差距的再分配效应增强,调节家庭间财产价值差距的再分配效应减弱;断路器机制的引入增强了房地产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综合考虑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以及短期内征收管理的可行性,首套房免税方案是当前的最优选择。

房产税如何征收才能更公平——基于四种征收方案的对比视角

文章引入税款贴现方法和断路器机制,利用CFPS家庭微观数据模拟测算了新房产税在人均面积扣减、家庭面积扣减、首套房免税和人均价值减免四种方案下的累进程度。研究发现:(1)通过税款贴现方法计算房产税MT指数,得到的最优扣减面积相比非贴现方法偏小,累进程度最高的人均扣减面积为20平米,家庭扣减面积为80平米,人均价值减免扣减面积为20平米;(2)人均价值减免方案对家庭财产的再分配效应最强,首套房免税方案次之,首套房免税方案对家庭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最强,人均价值减免方案次之;(3)引入断路器机制既能够保证纳税家庭的税款支付能力,还使得高收入阶层负担的房产税份额有所提升,四种征收方案的累进程度在引入断路器机制后都得到显著提高。基于多重因素考量,未来房产税改革应当优先选择首套房免税方案,此方案下不仅能兼顾公平性和家庭支付能力,征管难度也相对更低。

房产税的生育抑制效应——基于改善性需求的视角

以2011年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CFPS家庭微观数据首次实证分析房产税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三重差分等方法的实证研究发现:房产税扩围改革显著抑制了上海地区城镇家庭生育率,重庆地区由于主要针对高档住宅试点征收,受到的生育抑制效应并不明显;房产税主要通过阻碍家庭改善性需求进而抑制家庭生育意愿,背后更深刻的根源在于国内住房私人品属性和准公共品属性的二元割裂;房产税的生育抑制效应表现出持续性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随着未来房产税扩容到全国,房产税生育抑制效应的作用渠道可能会改变,但生育抑制效应仍将广泛存在。上述结论意味着,房产税改革的推进有可能对当前鼓励生育产生不利影响,未来房产税的试点扩容和方案设计必须要兼顾生育政策因素。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设计与省际评估

本文从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经济、开放发展、共享成果五大发展理念维度构建了高质量发展指数,量化分析了2009-2018年我国各省份(除港澳台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重点分析了山东省高质量发展表现。从总体来看,山东省的高质量发展排名与自身生产总值排名并不相符,表明山东发展“数量”占优,但发展“质量”欠佳。分指标来看,山东省在区域协调、共享成果方面表现偏弱,意味着发展质量问题更多是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地方与地方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发展不协调、不公平的问题较为严重。以上发现能够为山东省未来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基于产出视角的中国能源反弹效应测算

本文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方法从宏观产出效应角度测算了1996-2012年的中国能源反弹效应。结果表明:剔除能源消费总量异常增长的2003-2005年,中国能源反弹效应呈现平稳递增的趋势,自2002年以后开始出现回火效应,2009年以后平均反弹效应达到200%。从地区间来看,东部地区能源反弹效应相对较高。从分解因素来看,技术效率改进是主要的诱因,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政府从政策上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能源节约划等号仍然为时尚早,通过碳税等手段建立污染排放物价格机制应当成为中国政府当前的重要议题。

流动人口享受工资溢价了吗?——对户籍来源地“反向歧视之谜”的再检验

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外地人收入显著高于本地人的现象,这与传统的户籍地歧视观点恰好相反,被研究者称为“反向歧视之谜”。该谜题在中国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外地人工资溢价的现象,都亟待得到有效检验。本文利用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人口流动划分为非向上流动和向上流动两种类型,在控制外地人和本地人特征变量一致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效应模型,两种流动类型均不存在显著的“反向歧视”问题,考虑内生性和使用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嵌套等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本文观点。进一步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和Theil嵌套分解等的结果表明,外地人工资溢价假象不仅仅是自选择效应所致,其中还有被选择的因素,特别是针对外地人的所有制歧视迫使生产力偏高的外地人进入非国有单位与生产力较低的本地人竞争,造成了这一被动性结果。本文结论不仅没有支持外地人在工资收入上被优待的观点,反而证明了外地人仍然受歧视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