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丰富养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价值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植厚了历史文化底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深层次的认同”。对于新时代青年学生增强文化自信、涵养人文精神、确立价值观念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面临新的语境,必须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体系、教育渠道等方面实现创新,从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发展。

清初明遗民的“云游”行为及其意蕴

明清易代,对于汉族士人尤其是明遗民来说,不仅意味着民族政权的移易,而且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之虞。作为明朝的孤臣孽子、汉文化的代言人,明遗民的漂泊人生因此而肇始。“游”,遂成为一种生存常态。只是在遗民那里,“游”的意味殊为繁复:或为灵魂流浪、精神漂泊,或为凭吊仪式,或为悲情宣泄,或藉以阴结豪杰、图谋再造。

清前期汉籍东传与朝鲜中华认同观之嬗变

在中国古代朝贡体系下,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中央王朝与周边藩属国之间,以汉籍为中介的交流互动,不仅具有文化传播的意涵,也是一种政治合法性认同的标志。明清易代,清朝以"异族"的文化身份入主中原,而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的朝鲜,尽管在形式上被迫成为清朝的藩属国,然而朝鲜君臣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清廷统治的合法性。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直至康熙末年,朝鲜的中华认同才给清廷以合法性的位置。这一历史面向贯穿于清代顺、康、雍、乾时期,而且在汉籍传播这一微观层面有着曲折的体现。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明遗民的群体身份认同与群体聚合

明清易代,汉族士大夫队伍分化出遗民、降臣和贰臣三大群体。与腼颜事清的贰臣和降臣不同,明遗民以"不仕二姓"为道德底线。作为易代的劫后余生,明遗民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人生历练和家国之痛,这种易代体验结合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助成其群体身份认同。以此为契机,遗民们广通声气、阴相联结,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类社会结构。作为清朝的"体制外"存在,明遗民群体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

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与明遗民的诉求

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引发了清初思想的勃兴 ,“明亡之思”成为身遭家国之痛的孤臣孽子思考的焦点问题。在其“明亡追究”的诸多层面 ,蹈虚凿空的明末学风成为众矢之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 ,导致清初学风发生巨大转捩———由浮虚而趋健实 ,崇实黜虚的经世致用思潮遂蔚然隆盛。遗民学者凭藉着“著述经世”、“以史经世”和“学以经世” ,寄寓其期许与诉求。

清廷剃发易服与明遗民的抗争

满洲入关后,厉行剃发易服,在汉族社会激起强烈反抗;有清一代围绕衣冠发式更是衍生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以现代的观念视之,衣冠发式的更易似乎无关乎江山社稷和王朝兴废,也与人性的尊严和伦理无直接的干系。但是,发生在清代的"关于头发和衣冠的故事"却令人不得不相信: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衣冠发式原有繁复而严峻的意味。观察明遗民对待剃发易服的态度,以及他们为保存故国衣冠发式的种种因应之策,将为我们深刻认识异质文化融合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显例。

论清圣祖的遗民策略——以“博学鸿儒科”为考察中心

在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明遗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异己力量。他们眷恋故国,心怀恢复理想,对新朝采取敌视和不合作态度。清圣祖亲政以后,有鉴于顺治和四大臣辅政时期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遗民与新朝的紧张关系,调整政策,其中在对明遗民的争取方面,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遗民策略,这包括:营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生态,诏举“博学鸿儒科”,以及重开《明史》馆。在圣祖政策的感召下,明遗民整体上发生了深层蜕变,逐渐由敌视到认同,由反抗到亲附。

“博学鸿儒科”与晚年顾炎武

在清初遗民史上,康熙十七年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顾炎武而言,这是他晚年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操守”的严峻考验。尽管他最终守住了作为遗民的“不臣二姓”的道德底线,但其依凭的精神力量,主要不是历来支撑了遗民们的那些基本动因:本于君臣大义的“忠君”、基于民族大义的“夷夏大防”、源于怀旧情感的“故国之思”,以及出于人格道义的气节操守,而是对于嗣母王氏的“孝”和对于“先妣遗命”的庄严秉承。然而,将“不臣二性”的政治操守仅仅系之于“孝”,未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是故,经受了“鸿博”的温柔笼络之后,顾炎武在对清王朝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松动和软化,这说明遗民现象从来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论康熙“博学鸿儒科”之旨在笼络明遗民

在明清更迭的历史进程中,“遗民因素”几乎始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变量,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清初遗民史的演绎而言,遗民现象随明清易代而衍生,因满汉文化冲突而凸显,也谐应着清廷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整合而消解。其中,康熙“博学鸿儒科”的诏举无疑为遗民蜕变的枢纽。就主旨而言,博学鸿儒科既不在于粉饰太平,也不在于彰显文治,更不在于招揽人才,而在于笼络遗民士人。所以,是科虽有考试的形式,却只有游宴的实质;虽以“揽才”相标榜,却以“揽心”为归趋。

以明道为究极:孙奇逢《理学宗传》的道统重构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更迭时期,与社会动荡、朝代鼎革相谐而行的,是传统儒学的道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其时南北学人同声共气掀起一股"明道救世"的学术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外在体现,以梳理学脉、传承道统为旨归的学术史著述相继涌现,遽成一道独特的学术盛景。在这一时代学术语境下,"北学重镇"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应运而出。不同于一般宋明理学史著作,《理学宗传》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越于门户之上的"大心胸",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从而在清初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乾嘉考据学的展开路径及其发展演变三阶段

关于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脉络,王国维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经典性命题:"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迄今被奉为不刊之论。然而,这一命题不过是对"清学"的抽象概括,其间纷繁复杂的学术史细节尚待进一步发掘。以作为"清学"之中坚的乾嘉考据学而言,实际上经历了明清之际之发轫,康熙中叶以后之深化发展,乾嘉时期之臻于成熟等三个阶段。在考据学发展演变的三期中,既各有其学术关怀,亦共有其一脉相承的为学方法和取径。就学术关怀而言,明清之际主要以抨击禅学化的阳明心学之空疏学风为焦点;康熙中叶以后,以对理学核心范畴之经典依据的辨伪为中心;乾嘉时期则以建构儒学新道统论为究心所在。就方法和取径而言,晚明以迄于乾嘉之际的学人皆以文字音韵的考据学方法为工具,依循"辟异端"的学术取径。清代学术即循此以进,后先相承,终至考据学蔚为大国。

明遗民与“博学鸿儒科”

鸿博之征促成了遗民社会的严重分化。除部分志节坚贞者拒绝应试以外,亦有部分遗民一改从前之强项不屈,或出而应征,或先拒而后附。这种分化说明,明遗民已然发生深刻的观念蜕变。

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

在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的清初,深刻影响和制约当时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为明朝孤臣孽子的明遗民。行为上,他们初则进行武装抗争以保“治统”,继而进行文化抗争以保“道统”;态度上,他们初则悲愤激切,继而徘徊、分化,终而妥协蜕变。但是,就整体而言,明遗民大多心怀“后王理想”和“恢复期待”,至死不渝。武装抗清失败后,他们或者以“后王”为期待,潜心于著述;或者深信“中华无不复之日”,蓄养以待。

孙奇逢《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更迭时期,与社会动荡、朝代鼎革相谐而行的,是传统儒学的道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南北学人同声共气掀起一股＂明道救世＂的学术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外在体现,以梳理学脉、传承道统为旨归的学术史著述相继涌现,遽成一道独特的学术盛景。在这一时代学术语境下,＂北学重镇＂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应运而出。不同于一般宋明理学史著作,《理学宗传》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越于门户之上的＂大心胸＂,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在清初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黄宗羲思想变迁的著述史考察——以《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为中心

明清易代,满洲入主。汉族遗民士人在经历国破家亡人生巨变的同时,也经历了思想上的严峻历练。他们初则本于"一姓之忠"和"夷夏之防"观念,投身于武装抗清的战场,以恢复明朝"治统"为诉求。武装抗清失败后,乃由"武器的批判"转入"批判的武器",潜居著述,以基于"天下关怀"的文化探索,为中华民族的存亡继绝开新运。这一转折以顺、康之际为枢纽,是时移势易的历史现实在明遗民思想上的直接反映。透过明遗民黄宗羲的《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二书,探讨黄宗羲的思想发展演变之迹,可以为观察明遗民这一士群在清初的演变历程提供一个典型的史例。

黄宗羲甬上与海昌讲学之比较

康熙年间,黄宗羲曾在甬上、海昌两地分别开讲习,从事讲学活动。黄宗羲十余年的讲学活动,在形式上虽同为讲学,但一为主动而为,一为地方之吏所邀,故两地讲学既有讲学宗旨上的一脉相承之同,亦有讲学性质、方法及弟子来源和成就上的歧异。探寻这种同异,不失为深入观察黄宗羲学术思想及其终极关怀的一个新颖视角。

南北朝宗教文化之地域分野

南北朝宗教文化之地域分野孔定芳南北朝时期，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坏，文化发展呈多元趋势；在划江而治的南北对峙的政治环境下，南北文化出现历史性的地域分流。作为宗教文化的佛、道二教，南北大异其趣，风骚各领。佛教之分为南统与北统，道教之分为南宗与北宗，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