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研究(笔谈)

彭真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我国现行宪法颁布施行40周年,也正逢彭真诞辰120周年纪念。回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历史新时期的开端,彭真主持了现行宪法的起草过程。他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就宪法修改草案所作的报告,迄今仍是我们学习和理解我国根本法的重要文献。在彭真同志生前和身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等机构曾出版彭真文献多种,主要有文集三部,分别是《彭真文选》《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并在2012年即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了五卷本《彭真年谱》和四卷本《彭真传》。这些权威文献忠实记录了彭真同志一生的所述、所为和所思,是法学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历史和实践的重要文献。

宪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武汉大学法学院黄明涛教授讲座实录

时间:2023年5月9日14:00—17:00。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图书教学综合楼601模拟法庭。主讲人:黄明涛,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入选首批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基础理论、比较宪法学(英美)、“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曾获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第十三届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中青年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励。

论战宪法适用——近年来我国学界关于宪法适用的主要论争点及评析

宪法适用是指以宪法规定为标准对宪法争议进行评价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结论活动。宪法必须适用,否则无法规范现实。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界对宪法适用问题研究起步较晚,在关于谁可以适用宪法、宪法能否间接适用等宪法适用的重要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上存在分歧,至今未达成共识。进一步加大宪法适用问题的研究力度,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的宪法适用理论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宪法适用制度,是我国近期宪法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

论作为法律修改方式的法律修正案

作为我国法律修改的重要方式,法律修正案兼顾了法律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一方面能够确保法律的稳定和权威,另一方面能够根据社会需要适时更新法律的内容。但是,我国目前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法律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法条序号设置不统一、表述方式使其无法直接引用、表决方式不合理以及实用性不高等问题。在法律修改已经成为立法工作重心的背景下,完善法律修正案这一法律修改方式显得尤为迫切。

论我国法律修改的三种方式

法律修改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路径。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是我国法律修改的三种方式。这三种法律修改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各有其优势。立法机关根据需要适时地选择一种方式或交替使用多种方式对法律进行修改。考察我国法律修改实践,立法机关在运用这三种法律修改方式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法律修改已经成为立法工作重点的背景下,立法机关应当着手完善法律修改方式以提升法律修改的效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制度探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先行审议属于后者职权范围内的法律案,在实践中已经成为全国人大立法的常规程序和前置程序。从运行过程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先行审议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全国人大立法过程中发挥了提高立法质量、加快立法速度、扩大代表参与、增强立法公开等积极功效。未来应当通过规范先行审议提案制度、改革先行审议程序、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和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衔接规则等方面提升其正当性,使之成为有效性与正当性兼备的立法制度。从文本规范到立法实践、从立法程序到立法过程的视角转换可以发现,现行《宪法》施行4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能力的提升与制度建设所取得的进步,显著增强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整体效能。

“基本法律”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行后,“基本法律”就成为我国宪法和宪法学上的一个特定概念。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议程设置视角下的立法规划

对我国立法过程而言,无论上升为正式制度之前还是之后,立法规划实际上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议程;而制定立法规划的过程也就是设置立法议程的过程。

宪法修正案运用中的技术问题

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是基于修正案在保持宪法文本稳定方面的价值。但我国宪法修正案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调整宪法条文序号的方式和公布宪法修正文本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宪法修正案的正面功效。此外,修改宪法的文本结构能否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也存在疑问。鉴于宪法修正案运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技术难题,修宪机关未来可以考虑放弃宪法修正案这一修宪方式,直接修改宪法原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

“宪法立法适用论”质疑

"宪法立法适用论"意在通过立法将宪法具体化以解决权利保障等问题。但是,由于忽视了对立法权的制约,"宪法立法适用论"会造成理论上的宪法至上而实际上立法至上,基本权利也将面临被抽象肯定的同时被具体地否定的危险。此外,"宪法立法适用论"还会导致宪法权威虚置。完善我国宪法适用制度,必须贯彻权力制约的立宪主义精神,建立非由立法机关主导的违宪审查,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刑法修正文本与刑法文本统一——基于法律修改技术的分析

为保证刑法文本统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首次公布刑法修正文本,将1997年至今有效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一并编入刑法。尽管刑法修正文本具有实用性优势,但其未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不是唯一确定的标准文本,实际上仅仅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形成的文本,因而存在合法性瑕疵。审视现有的刑法修改方式,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改决定三种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缺陷。统一刑法文本可以考虑首先由全国人大适时将现有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改决定和刑法修正案整合纳入刑法典,终结目前刑法文本不统一的局面,然后选择恰当的刑法修改方式并加以改进,确保后续修改刑法典不会妨碍刑法典的文本统一。

宪法修正案的去留——以监察委员会入宪为中心的分析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修改宪法为全面设立监察委员会提供宪法依据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学界有声音呼吁监察委员会入宪应采用宪法修正案的修宪方式。但是,一方面,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表述方式和宪法文本公布存在的问题,致使宪法修正案保持宪法文本稳定功能和增强公众对宪法历史的认知功能难以发挥,我国借鉴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尝试并不成功。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入宪,不仅需要对宪法的诸多条款进行修改,而且首次涉及我国宪法文本结构的调整,故理应直接修改宪法原文。采取修改宪法原文的修宪方式,由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也有助于确立我国统一的宪法文本,对于树立我国宪法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