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国竞争背景下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速产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动能,关系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以引领国际经济体系变革、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演化升级应该包含国际竞争、国家优势和企业发展三个层面整个生产范式的转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支撑,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构建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微观载体——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二是中观治理——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是宏观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章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融入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中,从转变企业发展范式、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改革路径,三条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活力,使得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提高企业ESG表现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碳中和进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一项企业战略决策,企业ESG表现与董事会治理效率息息相关。基于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合法性视角和董事权威不平衡的治理效应视角,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内在机制;从公司决策传导机制视角出发,分析管理层能力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管理层能力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权力大小不同、稳定性不同的管理团队中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丰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用及效果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ESG表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绿色金融改革对企业短债长投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改革旨在借助金融手段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进而引导企业的绿色发展。本文基于2017年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从微观角度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从而显著减少企业的短债长投现象。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这种抑制效果是通过改善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中介机制实现的,并且高管具有金融背景和缩短银企距离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负向效果。本文的贡献在于,丰富了绿色金融改革经济效果和企业内部投融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同时也为进一步促进深化绿色金融改革、扩大绿色金融覆盖试点区域、健全国家金融机构网点覆盖以及推动实体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政策支持。

企业碳信息披露理论进展与价值共创路径研究

碳信息披露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进行自身管理变革、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有效参考信息并提高经营合法性的主要手段。近年来,碳信息披露在企业的碳减排管理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经济管理领域研究热点之一。本文系统梳理了企业碳信息披露产生的背景与内涵;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归纳了包括驱动因素、经济后果、评价与效果在内的企业碳信息披露研究进展;提出了一个价值共创理论框架来解释企业碳信息披露如何通过与利益相关者互动从而实现价值增值。最后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未来的实践与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旨在为其后续发展提供参考。

“央地合作”对地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在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间资源差异的基础上,以2008~2020年沪深A股地方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央地合作”中的股权融合模式对地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及机制。研究发现,“央地合作”通过“增加创新资源”和“减少创新挤出”两条路径促进地方国有企业提高创新质量,且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及地方国企依赖程度正向调节该过程。

上市公司ESG表现与股票收益——基于股价中企业特质信息含量视角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作为一种日益流行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衡量指标与资本市场投资理念,对股票收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使用华证、和讯ESG评级与评分以及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水平的提升能够带动企业股票收益的上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的ESG表现能够通过较低的股价同步性和更高的投资者关注向股价传递良好的企业特质信息,进而促进股票收益的增加。进一步分析显示:企业ESG等级的变动会对累积平均异常收益产生对称性影响,佐证了ESG表现对资本市场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对ESG三个维度的独立探索表明治理是促进股票收益的重要支撑。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影响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为了打造具备长期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最终表现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而引入非国有资本盘活国有资本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以2008~2019年在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层面引入非国有资本无法促进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而治理层面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可以显著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是通过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化水平来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基于此,本文从积极引入非国有资本、调动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增加对实体经济等的投资方面,对提升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价值提出了相关建议。

引入社会责任指标的企业价值评估探微

将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引入到企业价值评估模型中,并利用模型层次分析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对企业社会价值量化评估,可以计算得出企业综合价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通过影响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和详细预测期后税后净利润的长期增长率,进而影响企业综合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与顾客满意度关系实证研究——以北京市老字号餐饮企业为例

以北京市老字号餐饮企业为研究对象,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对顾客、对员工、对环境及对社区四个维度,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与顾客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履行对社区的责任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从而更有针对性的为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意识提出可行性建议。

党组织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究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ESG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ESG表现,以及ESG表现和企业长期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选取2009—2019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表现有正向影响,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比党组织进入高管层更加明显和有效;“八项规定”、媒体关注度均正向调节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关系;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的影响更为明显;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效应。本文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的影响范围和效果,探究了影响ESG表现的前因变量及ESG的实践价值。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体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以往通过政府直接设立事业单位的方式来保障供给,形式单一且效率较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新的方式,是中国公共服务体系变革的方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倒逼事业单位改革的推进。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加快构建同事业单位改革新阶段相适应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已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任务。本文研究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中各个参与主体的资格、职责、与其他参与主体的关系、如何培育合格的参与主体以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对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促进作用,并提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路径。

碳信息披露水平、股权融资成本与企业价值

近年来,全球变暖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纷纷倡导低碳经济加以应对。企业碳信息披露也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选择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关系及股权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不能显著提升企业短期价值,但可以显著提升其长期价值,这也间接说明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不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是经过厚积而显现的。另外,企业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可以通过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来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从而证明了股权融资成本的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在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积极性,推动我国低碳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增长风险、治理模式与PPP项目转型

传统监管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我国PPP项目"井喷"增长带来的风险,因此必须尽快转变治理理念,建立基于市场机制的PPP项目契约治理模式。实现我国PPP项目治理模式转型,可采取如下路径:由政府主导逐渐过渡到市场主导,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权力应适当分散和下放;吸引多主体参与治理,以达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PPP项目;由传统的行政命令式治理逐渐转变为协商式共同治理,在制定PPP上位法律的同时,还应制定PPP规范与指南,注重行业/地区协调机制、中央-省-市协调机制的建立,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由目前的硬监管过渡到软监管,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利用2007—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高额的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将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之后,政府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正面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企业研发支出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研发支出与发明专利的数量负相关,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数量正相关。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升了企业声誉吗?——媒体关注为中介效应的检验

本文利用2013-2015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声誉的影响,进一步从媒体关注的治理作用视角,探讨媒体关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声誉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显著提高媒体关注度,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企业声誉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对于拓展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非经济效益相关研究、引导各界重视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指导企业更好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提高企业声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制造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各财务指标之间关系对指标进行拆解和重新合成,将企业的全部投入合理分为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和非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选取制造业中的国有企业作为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更直观地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企业履行对政府、对员工和对社会公益的责任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人民币贬值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吗?——基于VAR模型的非对称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 (VAR),从人民币升值和贬值两个角度就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影响,升值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要弱于贬值的促进作用。但是,利用直接标价法下美元、欧元和日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发现结论有较大差异,且都显示贬值的绝对影响大于升值的影响。结论的不稳健性意味着新常态下决策部门不宜高估贬值的刺激效果。

京津冀食品安全基层监管能力建设的思考——以北京市通州区为例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并结合北京市通州区的实际,本文将食品安全基层监管能力概括为:基层监管执法能力、基层检验检测能力、基层风险监测能力、基层现场检查能力,以此构建三级指标体系。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食品安全基层监管能力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出发,在政策一致、体系共建、信息共享、执法联动和检验互认五大重点突破的前提下,从四个方面探讨了食品安全基层监管能力的建设问题。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

选取2009—2018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数据,借助文本挖掘法构造管理者认知指标,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者认知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党组织成员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参与董事会和高管层的治理,将政治性目标或社会性目标内化到决策过程中,影响管理者认知,从而促使企业更好地实施非市场战略。此外,管理者背景特征正向调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管理者认知之间的关系,制度环境压力正向调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非市场战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