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和池田大作的历史性会见——兼论池田大作对建立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贡献

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之中于1974年12月5日与日本国创价学会池田大作会长进行了历史性会见。这次会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周恩来是在健康状况十分严峻、抱病支撑工作的情况下,作为“最重要的事情”看待,坚持进行了这次会见,会见是周恩来对池田会长和创价学会为中日友好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最高层次上的肯定;会见为创价学会、池田会长同中国的友好交往注入新的巨大动力,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 ,周恩来的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 ,作为官方外交的基础和补充 ,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同时 ,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 ,也是日本民间对华友好人士长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 ,其中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所做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首先 ,在中日两国关系走到历史“瓶颈”的关键时刻 ,池田大作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为日本朝野指明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正确方向和基本途径。其次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思想为指导 ,池田大作创建的公明党充当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先行者 ,从原则与细则方面 ,与中国方面达成共识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清扫了障碍。

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法华工

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相继建立以后，在广大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进行了大量革命活动。近几年来，有一些文章谈到旅欧党团组织在勤工俭学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但是，关于她们是怎样在华工特别是旅法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则很少论及，本文试就这方面的情况作一论述，欢迎批评指正。

中共旅欧支部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即后来的中国青年党），是“五四”运动后以曾琦、李璜为首，标榜信仰“国家主义”的一个反动政治派别。它形成伊始，主要活动是在旅欧的华人当中，不仅把总部和机关报设在法国，而且其首领和骨干分子也大都在西欧留学，因此，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处于反对国家主义派的第一线。是它，最早觉察和揭露了这一派别的严重危害，与之在理论上、政治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建树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第一功。

批判和纠正立三路线的锐利武器——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关于武汉工作问题》

1930年,周恩来同志在我党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的重要职务。他不仅对我党我军的各项建设,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特别在制止和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路线方面,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周恩来同志这一伟大历史功绩,本来是应该大书特书,但是长期以来,从王明到“四人帮”,却把对立三路线实行“调合主义”的莫须有罪名强加到周恩来同志身上,致使周恩来同志这一重要贡献长期不为人知晓。随着《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这种历史的迷雾被冲破了。选集中收录的《关于武汉工作问题》,就是周恩来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立三路线的明证。

周恩来同志的早期教育思想

从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的十年时间里,周恩来同志经历了小学、中学、留日和部分大学学习生活阶段。在深刻洞察旧教育制度弊病的基础上,他以革命民主主义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如何办好教育的问题,从指导方针到具体要求,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并在当时的条件下,用这些先进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今天,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早期教育思想,对于总结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经验,开展教育战线的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尚未“已成全璧”

编辑同志: 贵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总第七期)发表的陈漱渝同志的文章《关于〈敬业学报〉第六期》,首先引用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撰写的《周恩来同志的中学时代》(以下简称《中学时代》)一文中如下一段话:“《敬业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