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盐田卤水池塘养殖卤虫的研究

1988年和1989年,作者在山东省盐场利用盐田卤水池进行了卤虫池塘养殖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微藻培养试验、卤虫群体生长能力试验和间捕法养殖卤虫试验。通过试验在6个投饵池塘获得的鲜活卤虫产量为423.5—551.0公斤/亩(平均491.6公斤/亩),在4个不投饵池塘获得的产量为240.5—299.5公斤/亩(平均272.3公斤/亩)。本文报告了以上三个试验的内容和结果,并对卤虫养殖中出现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异硫氰酸苄酯(BITC)防污损效果研究──对3种海洋细菌的抑菌作用

异硫氰酸苄酯（ＢＩＴＣ）的抑菌试验表明：ＢＩＴＣ对３种海洋细菌（假单胞菌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 Ｔ１０８株、假单胞菌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 Ｅ２０４株和异单胞菌 Ａｌｔｅｒｍｏｎａｓ ｓｐ． Ｅ１１３株）的完全抑制 浓度分别为４． ０，１． ０和２． ０ ｍｇ／Ｌ，５０％抑制该３种海洋细菌生长（相对生长率）的浓度分别 为２． ６７，０． ３７和０．４４ ｍｇ／Ｌ。

武汉市售鱼类寄生线虫的研究

1986年至1988年，对湖北省武汉市售鱼类的寄生线虫进行了调查。检查淡水鱼类35种共计315尾。发现鱼类寄生线虫26种，包括8个未定种（4种为幼虫）。本文报道这些线虫对武汉市售鱼类的感染情况包括寄主、寄生部位、感染率和感染强度。

异硫氰酸苄酯(BITC)防污损作用研究──8.防污挂板试验

以不同浓度（1，10，100，1000，10000mg／1）异硫氨酸等酯（BITC）浸泡处理木板和地砖两种材料，在青岛太平角海区挂板进行BITC防污作用研究。因BITC能被海水稀释，低浓度BITC（≤1000mg／1）处理的挂板不能有效抑制海洋污损生物的附着，但10000ms／1BITC处理的接板短期内对防止污损生物的附着有效。

前口属淡水纽虫一新亚种

本文记述采自青岛的前口属（ＰｒｏｓｔｏｍａＤｕｇｅｓ，１８２８）淡水纽虫一新亚种——大腺埃氏前口纽虫（Ｐｒｏｓｔｏｍａｅｉｌｈａｒｄｉｍａｃｒａｄｅｎｕｍｓｕｂｓｐ．ｎｏｖ．）。新亚种与本种指名模式亚种Ｐ．ｅｉｌｈａｒｄｉｅｉｌｈａｒｄｉ（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８９４）的主要不同处是新亚种头腺特别发达，向后伸至脑区，而后者只及头端至脑前缘距离的半程。

台湾海峡纽形动物初报

首次报道台湾海峡产的纽形动物，包括沙栖原细首纽虫、浮游拟脑纽虫、 椒状岩田纽虫、中华平裂纽虫和马顿氏潘丁纽虫，共５种。除椒状岩田纽虫在琉球群 岛有报道外，均为东海新记录。

中日经贸关系的战略转型

中日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中的最核心要素,也是规制两国关系变迁的基础保障。在战后以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雁型化经贸关系构成了中日经贸关系的主轴,形成了垂直型的中日经贸关系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对外竞争能力的空前强化,中日经贸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新变化,新型经贸关系的变迁促成了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关系的战略转型。可以说,经贸关系的博弈演生出来的是国与国之间其他关系的博弈。当前,中日新型经贸关系的速立有助于推动双方互惠,互利、共赢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这将是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新走势,即由单向的主次关系向互动平等关系发展。

日本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建立及其管理机制

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建立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的,只有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才能发挥出有效的组织管理作用。战后,日本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起了集权与分权并存共融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实行了中央政府集权管理和地方政府分权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乍一看,地方政府的组织管理机制的运作与建立什么样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关系不大,即不管什么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都将行使一定的组织管理功能,然而,在以自治为保障的地方政府确能更积极更有效地切实结合本地的实际特点和需要,发挥出富有实效的组织管理功能。

论日本从战前家族企业形态到战后法人企业形态的演进

论日本从战前家族企业形态到战后法人企业形态的演进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孙世春一般而言，一种企业形态的演进是与社会形态的演变同时完成的，但日本从战前家族企业形态到战后法人企业形态的演进却是在社会形态未发生演变的条件下，通过自身调整与完善逐渐形成的。众所周知...

日本经济发展滞后的制度性因素

日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涵,是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却表现为"政府代替市场"的规则特征。长期以来,日本的混合经济体制与多元化的制度体系相互交融形成了自我维系共同信念的经济运行规则。日本的这一经济运行规则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以传统民族文化为准则的日本式的市场经济制度,凸显的是以自我维系和自我运作合理化为宗旨的制度稳定性和制度灵活性,并建立起了以日本式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制度均衡性和制度互补性的经济制度框架体系。战后以来,日本凭借有效的经济制度和合理化的经济体制以及灵活的经济运行机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经济大环境和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巨变,体现"政府代替市场"的官僚多元主义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运作机制明显失灵,同时,以主银行为依托和以相互交叉持股为纽带的经济运作体制日渐失效,可以说,这正是当前日本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现代日本公司制度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在内在因素完全成熟的条件下自发过渡完成的,而是自上而下强制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其先天下不足的“历史遗产”作用下,必然带有某些变异文化色彩。以这种社会制度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公司制度明显带有资本主义和超资本主义的双重性,形成了日本式的独特公司制度,是新旧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

日本大城市圈的开发建设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大城市圈又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居住功能日益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战后,日本的大城市圈是20世纪60年代后与社会经济日益高度发展同步协调开发建设起来的。目前,日本全国已开发建设起了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一系列大城市圈。日本的大城市圈主要是以圈域结构为地域特征的社会综合活动的集合体,它有效地发挥出了城市设施主体布局合理化和循环经济体系化、内外联系有机化,而且实现行政管理圈、工业生产活动圈、流通集散营销圈、居民生活居住圈、文化娱乐活动圈等多结构并存,布局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目前,我国也正在开发“长三角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一系列大城市圈,因此,研究日本的大城市圈开发建设无疑对我国正在开发建设的“都市圈”有其现实的借鉴意义。

日本的FTA战略与东亚经济一体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合作紧密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内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已成必然走势,并在一些国家或某些领域内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同欧美和北美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建立基本上还处于胎动时期,无论是制度体系、框架结构还是运作机制等都远远落后于欧盟等经济一体化发达地区。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三大主导力量,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更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可缺失的支柱力量。与欧洲地区的国家不同,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中,不仅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异,而且,共同理念和区域意识也严重缺失,甚至地域定位和价值取向等也相互抵触。因此,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素和外在因素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建立起东亚一体化的共同体式的区域框架体系是极其困难的。在目前情况下,优先建立起区域内的制度诱导型经济合作关系,可谓是通向共同体式经济一体化的起跑线。

日本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日本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在其社会经济主体中,却广泛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是世界各国中中小企业保有量最多的国家。从战后到今天,日本的中小企业在宏观经济制度的建立.企业体制的转轨和微观企业的运作机制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更发挥了合理伸缩社会经济活动,柔性协调企业组织体系和完善资源配置的弹性功能。日本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小企业具有独特的生存战略和发展模式,即系列化和独立化并存的生存发展模式。

日本农业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及其特点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仅要引起农业地域空间的变化,而且,对农业生产规模、农业经营模式、农业生产手段、农产品结构、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以及传统的农业经营观念等都产生重大变革。这是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

战后日本城市群体的建设

城市群体的建设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和人类生活活动日益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战后日本的城市群体,是六十年代前后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地发展建设起来的。目前,日本全国已先后发展建设起来了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八大城市群体。一、城市群体的基本模式战前,在日本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就曾出现过城市群体,但是。

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三次战略性转变

从50年代初日本首次对外直接投资以来,至今已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战略转变,走出了一条对外直接投资与国民经济同步、协调和相互促进发展的成功道路。从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转变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手段,其主要作用就在于紧密地同不同时期国民经济实际发展状况相结合,并适时地根据不同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其发展战略,以适应国民经济逐渐向高层次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日本东亚经济合作关系新走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两大趋势的日益走强,世界经济呈现出了灵活性、活越性和叠加性同时并举的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在东亚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东亚已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和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因此,日本传统的以其"雁行"模式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合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面对东亚新型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日本也开始突破独善获利的双边贸易体制,从战略上调整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并积极建立WTO、FTA、EPA三者有机融合的新型东亚经济合作关系,传统的"雁行"主导模式开始向"伙伴合作"模式转型。但对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中国,日本却依然采取"功利"性的合作战略。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和在东亚地区经济形响力的日益走强,必然会改变传统的东亚经济关系。

日本企业集团模式转型与体制转轨

日本企业集团作为组织化松散联合,但在运作体系上却紧密合作的多实体多层次分工协作一体化的复合性企业组织,战后60年耒,为日本经济的振兴崛起与腾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式的巨变和其运作规则机制等的改变,以日本传统文化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企业集团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型国际化的强烈冲击,企业集团的组织框架结构出现明显的裂痕,甚至显露出解体的迹象。尤其是金融机构的重组更是从根基上催化传统企业集团的分化解体,但是,企业集团的分化解体并非竟味着企业集团时代的终结,而是一次新的模式转型和体制转轨。适应新型国际化浪潮的发展,日本正在以一种新模式和新体型改选传统企业集团,创新组建新型的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