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年谱简表

东方朔是汉武帝的言语侍从之臣,西汉文学家。其一生因为后人的附会而充满传奇色彩,身份具有多样性,实则是一个生不逢时的落魄文人。本文立足于史实,将东方朔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进行编排系年,力图还东方朔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万物各有托 孤云独无依──陶渊明内心世界管窥

本文认为陶渊明的超然彻悟乃是他突破自己内心孤独围城的一种尝试，通过对其诗作所表现出的达观表象的分析，可以知道他心底埋藏着孤高、孤寂、孤苦与孤愤的情怀。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朱熹与营妓严蕊

朱夫子虽然是理学家,但对于文学别有见地,他写下的不少诗词都很有灵性。严蕊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营妓,因为难以弄清的一段“台州公案”,竟然与朱熹有了牵连。朱熹坐实唐仲友“媟狎”严蕊罪名,下令逮捕了严蕊并将其投入监牢。岳飞的儿子岳霖到台州检查时,让严蕊当场赋词,严蕊口占《卜算子》,以自己的才情而获得自由。明人凌濛初(1580~1644)的拟话本,推动传播了朱熹杖责营妓严蕊之事,进一步塑造了严蕊的侠女形象,朱熹圣人的形象打了折扣。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对理学以及朱熹的形象造成冲击。其实,朱熹究竟杖责过营妓严蕊没有,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聚讼纷纭的公案使得一首小词《卜算子》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并不是每一个营妓都是奴颜媚骨的,严蕊就表现出一份尊严和骨气。

“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李季兰“女冠”身份之辨

在唐代约三百年的诗坛上,曾经出现一百余位女性诗人,李季兰是其中的佼佼者。据说李季兰的身份是女冠。然而,需要考察她平生的行迹与诗作。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给她立了传。关于李季兰的身份,到底是女冠还是妓女呢?若为女冠,要守戒条,但她的行为与诗作恰恰表现出与玄门的背道而驰。她生就了谑浪笑傲的性格,说话不管场合,毫无顾忌。从女冠行为准则的角度而言,李季兰犯了道教的忌讳。李季兰现存诗中半数皆为抒写“相思”情怀的。客观地说,她就是一个外道内俗的女诗人。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词批“红颜祸水”

苏东坡所作的《洞仙歌》,除了“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是蜀主孟昶写的之外,其余的都是他自己的创作。而这两句词描绘的是苏东坡心中的偶像——花蕊夫人。苏东坡所倾心的是费氏花蕊夫人,正史没有记载,她在坊间却为很多人知晓。她敢于以诗歌为武器,批判夏商周以来的“红颜祸水”论。花蕊夫人的一首七绝《述国亡诗》,称得上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称得上是讨伐男权的义正词严的檄文。花蕊夫人留给后世的那些宫词,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半阕《采桑子》和一首《述亡国诗》足以使她芳名永存于世。

“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司马槱与苏小小的人鬼恋

苏小小是位史籍无载、生平难考却地上有墓、诗中有名的迷幻女性。南朝民歌《钱塘苏小小歌》给文人们提供了一个形象朦胧的“苏小小”雏形,唐宋以后的文人们不断地以诗词想象、小说情节去丰满她、激活她,终于使她成为钱塘第一才妓。实际上,苏小小是包括沈建在内的一个中国文人集体。为扩大苏小小的声名和影响而起到巨大助推作用的是白居易和刘禹锡。晚唐诗中人们虽然仍然没有忘记刘白等人集体塑造的“妓女”苏小小形象,但读了晚唐诗人的诗作,更会觉得中唐诗人极力渲染的苏小小不过是个缥缈的传说。宋人的几部书都记载了苏小小、司马槱的人鬼恋。历史上,文人的心底横亘着一个苏小小情结。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的“春心”为谁而动?

李商隐的“无题”系列一向称难以索解，本文视《无题四首》为不可分割的组诗，并以其人的生平行状特别是玉阳学道和情感经历为基础，以其中“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为切入点，参照玉溪生诗中的相关诗作，从其创作习惯、运用典故、表现手法等方面，钩沉探赜，力证《无题四首》并非有些论者所谓别有寄托的“寓言”，而是李商隐初恋情感的隐秘泄露。进而指出李诗中众说纷纭的《锦瑟》《无题二首》等诗作也都具有同样的内涵。

日本“女强人”林真理子及其创作

林真理子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欲有情、有野心,张扬个性、追求个我、自强不息的“女强人”的世界.她的作品抒发和宣泄了当今日本女性久藏心底又羞于启齿的心声和欲望,激发了她们进取的勇气,体现了她们的社会价值.林真理子的作品长期为人喜爱,人气不衰,源于作者的文笔朴实、直率;对时弊陋习的大胆反叛和辛辣针砭;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犀利剖析.其作品描写朴实生动、贴近生活、凸显世风、诙谐幽默.情节的铺排起伏跌宕,悬念巧设,引人入胜.塑造的作品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林真理子作品的文学特色跟作家自身的素质和性格分不开.因为林真理子本人就是一个“女强人”,有着强烈的作为女性的自我表现意识和个性、不容他人伤害的自尊.她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敢于说“不”. 读她的作品,人觉得真、实、爽,更感受到女性特有的激情和活力.

东渡日本的宋元僧侣及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贡献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的佛教僧侣作为传播汉文化的使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著名高僧鉴真师徒二十四人就抵达了日本。他们一行不仅对日本佛教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也产生过一些影响.其后宋元两代,又有不少中国僧人踏着鉴真一行的足迹飘洋过海,东渡扶桑。他们对日本佛教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并不亚于鉴真一行,而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则更远在鉴真一行之上。

日本来华五山僧侣与日本中世纪汉文学的繁荣

在日本长达1500多年的汉文学发展史上,江户时代以前来华的日本佛门弟子同日本汉文学的发展一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平安时代,入唐留学的真言宗僧人空海归国后,就曾以其驰名中日的力作《文镜秘府论》为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至鎌仓、室町时代,来华游学的五山僧侣踵继前朝方袍圆胪的文化使者们的步武,为日本中世纪汉文学的繁荣进一步立下了不朽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