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的根源与中国的应对选择

逆全球化与中国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新世纪以来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及其内涵,惟有置于逆全球化与国际格局变迁的背景下,方能得到准确的理解。本文从逆全球化的表象与特征入手,追溯其政治经济根源,进而剖析中国何以成为逆全球化矛头所指的对象,以及逆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最后探讨中国在逆全球化时代的应对选择。

金融交易税引发的国际争论及其根源

金融交易税引发的国际争论经历了沉寂、短暂兴起、再度兴起三个阶段,至今尚未平息。在此过程中,原本一致反对金融交易税的发达国家阵营内部出现了分化,一些欧洲大国转而支持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征收金融交易税。金融交易税看似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其所引发争论的根源,当从经济、政治、价值观三方面得到理解。国际社会就此衍生出来的争执,既是利益之争,也是权力之争,更是价值观之争。在判断金融交易税的前景时,同样需要着眼于这几个因素进行考虑。

权力运作、法治与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连续性特征和这一过程中法治的缺失是造成收入差距悬殊的关键因素。由于不满足库兹涅茨假说的隐含前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种收入差距不仅不可能像假说所预测的那样自行趋于收敛,反而会造成既无平等也无效率的恶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快法治化进程,推动法治建设,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之所在,也是深层次的匡正之道。

外汇储备:货币当局的困境与应对思路

中国货币当局在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以及汇率体制三个层面正同时处于两难选择的困境。作为一种理论参照,"永恒三角"对此的解释存在局限。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困境的现实根源在于中国迄今"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路径。走出这一困境不仅需要金融制度层面的相应调整,还必须在实体经济层面做出根本性转变。转变的具体措施与优先次序必须加以慎重考虑。

国家在经济分析中的定位：从“黑匣”到“诺思悖论”

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经济绩效与发展。由于国家在经济分析中并未得到系统、明确的定位,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难以解释各国在经济绩效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反映在以往的经济分析中,国家常常被当作为"黑匣",这严重削弱了理论的解释能力。"诺思悖论"的提出,意味着国家被纳入经济分析中的关键领域。该文认为,围绕国家理论的这一核心命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运用不同的研究工具,有助于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

全球化进程的正反方、分野及其转化

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全球化之动力与反冲。全球化既造就了赢家,也产生了输家。有理由认为,那些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相对较多的国家或社会群体,将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从而推动进一步的开放。反之,那些因全球化而受损的国家和群体,很可能成为全球化的反对力量。尽管如此,赢家与输家的分野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各国政府能够以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来调和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分歧和对抗,那么全球化面临的反对力量就有可能被转化为动力。

经济学视角下的制度变迁:内生性、驻存与演进

制度变迁的效率假说隐含地将经济体简约为一个绝对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这种做法存在缺陷。就长期而言,制度变迁的本质是内生的,但也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制度演进过程既体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又不乏偶然性和机遇。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都可能导致内卷化,即长期陷入某种低效率或无效的制度安排。有效制度的演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而实现:它往往得益于一些偶然事件的影响或冲击,但也可能因经济行为者如利益集团的推动而出现。

关于外汇储备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及其探讨

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其牵涉甚广,意义甚深。目前,相关争议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层面,即:外汇储备与国家经济实力,外汇储备及其国际购买力,外汇储备与金融危机防范,外汇储备与企业竞争力。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

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探究全球化对经济发展稳定性的影响,可以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展开分析。全球化进程中潜在的社会冲突是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渠道,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收益分配与风险分担的不对称性越强,冲突的可能性就越高,经济发展就越难以保持稳定。社会群体的实力结构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反应,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决定了国内各群体的损益状况与潜在的冲突水平。有效的冲突管理机制对经济发展稳定性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因此,政府需要以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来平衡各群体之间的差距,维持乃至增进社会凝聚力,这正是中国妥善应对全球化进程、趋利避害的关键。

流动性链条的断裂及其制度背景——对“布罗代尔钟罩”的一个解释

近代以前中国存在着强大的专制政权,其掠夺之手阻断了资源流动性的扩展。传统中国之所以始终未能冲破流动性瓶颈,进而摆脱布罗代尔钟罩,表面上看来是经济现象,实则有深层次的政治根源。专制体制是造成传统中国陷入停滞的渊薮。

流动性扩展之链及其制度背景——对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的再解释

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是循着市场生发、演进这一主线而展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资源流动性在广度、深度层面上的不断扩展。然而,流动性扩展之链并不必然具有自洽自足的特性,在演进的每个环节上,实则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制衡的、支持性的政治体制。西方世界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良性的政治体制,而后者正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流动性得以扩散和提升的必要条件。

法治之用:公共支出、税收与经济绩效

法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可以从公共支出和税收两方面解释。税收与再分配所造成的激励扭曲是决定公共支出乃至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法治的完善会降低经济体的均衡税率水平,减少税收与再分配造成的激励扭曲和总产出损失。在法治与民主的协同作用下,公共支出与社会总产出水平都会得到提高。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看,法治之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协调经济利益,实现"非自我实施型"交易收益。

联合国贸发会议五十年:成就、局限与复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过去五十年间经历了兴衰起伏。贸发会议在其三大支柱任务即研究分析、建立共识与技术合作方面均取得了非凡成就,为发展中国家以更有益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源自外部的某些制约因素也影响着它的功能和绩效。进入新千年之后,贸发会议迎来了重振与复兴的契机。这一进程能否得以延续,既取决于外部形势的演变,亦取决于该组织自身的调整革新,以及它与其他国际经济机构的互动。

斗而后决:关于法治起源的经济学分析

通过建立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在这一框架内对法治的起源及其维系条件进行分析。与Weingast(1997,2005)强调"协同问题"不同,着眼于"冲突问题",并以此作为理解法治起源的一个视角。研究表明,中间阶层权力禀赋的高低,对法治能否出现乃至维持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除此之外,斗争技巧、利害攸关程度等因素对法治出现亦有着重要的影响。

斗而不决:关于专制内卷化的经济学分析

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上,专制王朝虽时有更迭,专制制度却挥之不去。通过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可以对此进行分析。之所以会出现王朝更迭而专制制度不变的格局,主要是因为被统治者不具备能够与统治阶层相抗衡的持久、稳定的权力禀赋,冲击虽能在短期内提高被统治者的实际权力禀赋,甚至能推翻原统治阶层,但这种提高是暂时的,无法对新统治阶层形成长远、持久的威慑和抑制,法治自然无从产生。

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

开放资本项目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既定发展方向。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从而能够受益于资本项目的开放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开放资本项目不仅仅意味着机遇和成功,还包含着挑战与风险。文章对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可能获得的收益以及可能支付的成本分别做出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应当选择一种"积极的渐进模式",它必须具备一定的辅助条件或措施,如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等等。

中国增长前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

中国增长是当今时代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内涵,折射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深切关联。理解中国增长,需要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脉络而予以审视,探究其内在属性、关键动力与指导理念。增长依托于且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政治经济层面,而不单是经济层面。增长背后是全局性、系统性的新发展理念。对于世界而言,中国增长的意义主要体现于规则、交往获益、价值观三个层面。在规则层面,中国的增长意味着与发达国家之间就国际规则的磨合趋于明朗化,全球南方的发展空间趋于扩展。在交往获益层面,中西之间竞争合作并行的态势很可能会延续,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则更趋长期性、互惠性与韧性。在价值观层面,受中国增长的影响,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正在经历反思与调整,而发展中国家对“另一种选择”的重视则意味着全球南方提升内部凝聚力、加强彼此协调水平的可能契机。

社会资本：城市的软实力

城市的节奏与光彩有多半要仰仗其经济实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硬实力”.2005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3-2004）》,选取经济总规模、人口规模、交通运输、城市影响能力等15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观各项指标,可以看出它们衡量的主要内容还是城市的“硬实力”,基本上属于有形的、易度量的范畴.在经过加权汇总后,对全国有代表性的50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做出了排名,结果显示：上海、北京、广州位列三甲.不过,在这些“硬实力”背后,还有一重隐而不显、却同等重要的“软实力”,那就是城市的“社会资本”.

把脉经济过热

“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特别是结构性矛盾突出，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这样指出。无疑，理解这些顽症的形成机制、进而妥善地加以解决，是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利益博弈的冲突与和谐

“我们正在走向天堂,我们也完全可能朝着另一个方向”--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写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今日的人们有两点共识：改革开放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下去;当前所面临的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前者是关于未来的指向,后者则是对于现状的判断.那么,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随之而生：如何在这样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达至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