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互联网在推动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平衡、政党政治繁荣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信息爆炸、去中心化、泛娱乐化和数字鸿沟等特征也使执政党的政治生态面临一些新的风险和挑战。因此,通过考察互联网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的研究谱系,分析执政党政治生态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完善互联网时代执政党的制度环境、繁荣文化环境、净化民主环境和畅通合作环境四个方面探讨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塑造民众对党的规则认同,培育民众对党的文化认同,从而实现党的"线上"群众路线,最终实现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智慧治理。

执政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基于互联网时代的考察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互联网的应用是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互联网对政治社会化、政党文化传承、政党形象塑造等方面影响巨大,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中国的执政党认同也发生了深刻改变:民众的舆论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党的组织体系难以对传播危机进行及时处理,党的政治文化和党的运作方式都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务之急是正视互联网的挑战,通过顺应互联网时代潮流、坚持党管互联网原则、提升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等方式塑造互联网时代下的执政党认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一个文献综述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作风纯洁、清正廉洁、革命精神和老一辈革命家的纯洁性文本论述上。汲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的历史经验,对现阶段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回应——基于服务型政党的探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步骤,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建设服务型政党是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关键内容。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加快服务型政党的建设步伐。建设服务型政党:一要加强理论建设,强化服务理念;二要整合服务力量,构建服务机制;三要健全服务机制,保障服务效能;四要调整政治行为,体现服务功能。

历史的公正:抗日战争与“负责任的大国”塑造——兼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经历了最长时间的战火,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无论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实际贡献,还是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角度看,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具有保卫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正如拉纳·米特所说:自"二战"时起,中国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

深入破解党的纯洁性建设研究中的难题

随着党的纯洁性建设命题研究的深入,还存在一些待破解的难题:从时间维度对比革命党的纯洁性与执政党的纯洁性不足,缺乏从空间维度考察党的"自身"纯洁性与"外部环境"纯洁性,关注国外政党纯洁性对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借鉴还不够。因此要深入分析这些难题的表象与实质,最终形成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有效路径: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二要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三要合理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和教训。

突发事件背景下政府与新媒体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新媒体在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这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国内学界以突发事件为背景研究政府与新媒体之间关系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媒体正反两方面作用、政府与新媒体互动关系、政府与新媒体关系现存问题、构建政府与新媒体良好关系的对策等;国外学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媒体商业化历程、对"议程设置理论"过程的研究、新媒体与政府合作应对突发事件、政府打造"新媒体公共外交"新平台等。该文根据已有成果对中外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做一述评,并为日后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诺斯与奥尔森的国家理论比较与融合之初探

在道格拉斯.诺斯和曼瑟.奥尔森的理论体系中,国家理论是其关键的一环。本文通过分析和比较两种国家理论的异同,进而得出两种理论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笔者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中的这两种国家理论,尽管大相径庭,但两者之间也并非格格不入。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两者的融合,可以更好地揭示出现实问题的根源所在,也可以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融合:基于“枫桥经验”的探讨

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相融合贯穿于"枫桥经验"的起源、发展和创新,可以说它是"枫桥经验"50年来经久不衰的一大法宝。当下,在传承"枫桥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融合的理念、主体、机制和手段,有利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建设平安社会,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领导干部“能下”问题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是从严管好用好领导干部的关键,是解决干部队伍新陈代谢、实现领导干部队伍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研究领导干部"能下"问题的意义、各地干部"能下"机制的实践、当前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及原因、完善领导干部"能下"机制的路径,对于当前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抗日战争与“负责任的大国”的塑造

抗日战争是中国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的重要作为,中国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经历了最长时间的战火,做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无论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实际贡献,还是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角度看,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具有保卫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历史给中国赋予了重要的大国责任,坚持抗战的中国也具备了一个大国的资格。史实证明,自"二战"时起,中国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

深度破解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研究难题

2014年5月18日，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基地）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党的纯洁性建设研究”课题组联合举办的“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天津师范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等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研究的难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深入思考，现将主要问题研讨情况作一简介。

政党信任: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步骤,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政党信任是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关键内容。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增强政党信任。

深入破解党的纯洁性建设研究中的难题

随着党的纯洁性建设命题研究的深入,还存在一些有待破解的难题:一是从时间维度对比革命党的纯洁性与执政党的纯洁性不足,二是缺乏从空间维度考察党的"自身"纯洁性与"外部环境"纯洁性,三是关注国外政党纯洁性对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借鉴还不够。因此要深入分析这些难题的表象与实质,最终形成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有效路径: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二要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三要合理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和教训。

互联网时代的海外政党认同:挑战与应对

互联网对政治社会化、政党文化传承、政党形象塑造等方面影响巨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海外政党的政党认同也发生了深刻改变,互联网造成了政党越来越去威权化,组织动员能力也进一步弱化,政党的"明星"地位与影响力更是日益超过政党组织本身。政党要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就必须主动适应社会变革,不断运用信息技术来推动政党革新,进而增强民众对政党的认同。

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探索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员在居住地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建立健全党内激励机制,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举措。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使基层党组织从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激发党员的活力,促进党员在居住地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ChatGPT技术视野下政治秩序重构及其风险治理

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作为人工智能技术最新表现的ChatGPT已经进入到政治生活领域,其核心功能与已有政治秩序要素日益深度链接,为新一代人工智能视野下政治安全议题构建提供了新的载体。然而,ChatGPT使用过程中的数据流动也会冲击虚拟空间主权独立性,资本逻辑下的技术霸权会威胁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生成式大模型的渗透风险。针对ChatGPT技术“人—机—物”高度融合带来的政治秩序挑战,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加快推进ChatGPT向善发展的顶层设计,打造ChatGPT风险防范的技术治理系统,构建ChatGPT协同监管的制度保障体系,合力形成智能技术、组织设计、伦理系统与制度机制等多元协同发展的政治秩序治理模式,进而实现新一代人工智能视野下政治安全风险有效治理。

政党信任：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政党信任问题在以往的政治学研究中，很少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被使用。西方早期的政党研究大多对政党能否被信任持质疑或消极的态度，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政党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

数字化治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技术、组织与价值

数字化治理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依靠自身现代化变革来引领国家现代化,其中数字技术与政党自身治理协同共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各种数字化技术不断叠加升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断调试自身发展策略,充分挖掘数字化进程中潜在的政治意蕴,在政党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策略等方面建构起政党与国家权力分配相对平衡的数字化治理思路,进而形成组织与技术耦合的“政党引领型”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因此,从技术治理、组织演进层面分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探讨数字化时代提高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意蕴,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突发事件背景下政府与新媒体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新媒体有别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是以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为渠道的新型信息传播载体。这不仅对传统媒体形成了挑战，也改变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传统的“政府-媒体-社会”关系开始被削弱。当前，政府与新媒体关系问题已成为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其中不乏有大量资料翔实、论证缜密、富有真知灼见的力作。笔者根据已有成果对中外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作一述评，以期能对今后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