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民“国民化”:民国时期边政学的一个核心议题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者重新界定了边民概念,将其理解为“边疆少数民族”,并从主权、领土和中华民族角度论证了边民的国民身份。在此基础上,他们批判了历史上边民在边疆社会身份体系中所处的“私民”或“奴隶”地位,强调要保障边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主张通过扶持边疆教育来塑造边民的国民意识。这些观点汇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边民国民化”议题,反映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边民观念的转变趋势。其间所形成的丰富成果,在研究视角、历史叙事、议题选择、分析方法等方面对今天的边民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边民“国民化”:现代边境建构的题中之义

边境具有突出的建构性特征,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边境构造及功能呈现出显著差异。近代中国开始从天下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空间领土化、政治一体化为内涵的边境建构随之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有边无界、有边无防和政权不到边的问题,异质性的边境形态得到彻底改造。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长期游离于国家统治和管理之外的边民,逐渐从各种地域性、依附性和孤立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变成为国家的国民。今天中国的国家发展已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对边境“再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边民的国民化问题也由此再次凸显,并集中体现在边民权益和国民义务的平衡、“边民意识”的重塑与强化、边民“个性”与国民“共性”的统合、无国籍人口的国民化、边民国民化的区域性差异等议题。

边境治理中“体制吸纳型”群防组织探析--以外事界务员为例

地方政府通过“体制吸纳”方式,将分散的边民个体统合起来,进而建立了具有守边固边功能的群防组织。基于外事界务员组织的考察可以看到,历史上边境群防组织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此后随着边境治理活动的推进而不断完善。依托于选拔、培训、考核的行政管理体制,群防组织得以规范化运行,并按照“吸纳性治理”逻辑嵌入边民熟人社会、处置边境微观问题、参与管边控边。但与此同时,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不能完全适应边境治理形势和需要。应立足建设“边民有责、边民尽责、边民享有”的边境治理共同体的全新要求,推动边境群防组织转型升级。

双碳目标约束下现代煤化工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浅析

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政策导向作用愈加明显,产业布局结构逐步优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如何做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整个行业面临的重要问题。现代煤化工企业要探索多端降碳路径,从源头、工艺过程及末端“三箭齐发”;坚持清洁利用,持续探索“三废”的处置与利用途径;开辟碳中和扩绿路径,增加林草碳汇,发展富碳农业,实施生物质资源化利用;坚持多元化发展,积极拓展低碳循环增长路径,推动行业耦合发展和产业链延伸,开发高端减碳新产品。由此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现代煤化工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模式,最终实现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与降碳的双赢。

液-固微旋流分离技术脱除水中催化剂颗粒

回顾了某化工装置中急冷水夹带催化剂颗粒的危害及现阶段国内对含微细固体颗粒废水的分离方法,通过对急冷水特点的分析以及各种分离方法的比较,提出采用一级澄清二级浓缩的两级微旋流分离技术脱除急冷水中的催化剂的方法;阐述了微旋流分离器的工作原理及设备结构;介绍了整个分离系统的运行情况。根据装置的操作特点,通过对操作方法的优化,使分离效率达到72%,有效地脱除了急冷水中的催化剂,成功实现了液-固微旋流分离技术在工业化煤化工装置中的应用。

中国边境治理研究:从单一视角转向复合视角

当前的研究多将边境治理视为一种"单一结构",即针对边境特有问题,尤其是"跨境"问题的专项治理活动。这种单一视角对于边境治理的定位并不准确,同边境治理实践并不吻合,所形成的知识结构也不完整。事实上,中国的边境范围包括边境地带和边境政区两个层面,边境治理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治理客体包括一般地方事务和特殊的跨境事务,治理方式包括专项治理和非专项治理。概言之,边境治理是由"跨境"治理与"地方"治理共同组成的一个"复合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应从单一视角转向复合视角,形成对边境治理的整体性认识,从而推动边境治理研究领域的构建和发展。

边民意识: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

近年来国家决策层的特别关注以及专门性边民政策的出台,将边民在边境治理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而边民自觉参与边境治理的行为,又受到边民意识的根本性影响。作为一种特定群体的国家意识,边民意识是在边境场域中经由多重机制建构起来的,它由领土意识、国民意识、跨国比较的"获得"意识、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构成。历史上边民意识在捍卫主权领土利益、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方面都体现着不可替代的资源性价值,其强弱攸关边境的巩固和振兴。时至今日,在国家发展已对边境治理形成了更高期待的形势下,应跳出"跨界民族"的传统认识框架,通过机制创新来实现边民意识的再建构和再提升,从而进一步发掘和运用这一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

中华民族大家庭：一种国民整合的政治符号

国家决策文件、学术研究和社会舆论的频繁使用,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凸显为一个颇具热度的词汇。"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的流行,同其自身具有的使用价值直接有关。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将国家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冠以"大家庭"之名,体现出浓重的"家国"文化底色。近代以后,在王朝共同体解构之际、国家危亡时刻,以及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大家庭"的泛血缘隐喻都被用于国民动员,使其集聚于中华民族的组织形式之下,进而作为整体性力量投入到国家发展之中。"大家庭"与"中华民族"由此不断熔接,逐渐成为一个推进国民整合的政治符号。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涵越来越清晰,使用越来越广泛,表述越来越丰富,正在成为一套汇聚民族复兴伟大力量的符号体系。

中国陆地边疆的区域性差异与差别化治理

中国的陆地边疆架构在宏观层面和中微观层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不同边疆的区域情况和突出问题往往差别很大。这就要求在陆地边疆治理中,必须遵循一种因地制宜的差别化逻辑。在实践层面,针对不同的边疆省区,中国逐步形成了一般区域型、问题导向型、优势导向型和复合型等治理类别,同时围绕边境区域开展了特殊性和专门性的治理活动。目前,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形势发生了深刻转变,陆地边疆的差异性结构出现了新的分化趋势,从而对陆疆治理形成了全新期待。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进一步明晰边疆范畴、区分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治理目标、推动精准化治理,同时协调处理好陆疆治理中"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

实体化与结构化:中华民族历史建构的双重逻辑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同时,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体单元也不断发生"民族化"的转变。两个层面的"民族"建构,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实体性与结构性的双重属性。晚清时期,中华民族概念被正式提出,同时各历史文化群体也始渐由"族类"向"民族"升格;民国初年,"五族共和"在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同时,也承认了五大族体的民族地位;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族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双向建构模式得到同步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固化的各个民族实体,开始对中华民族自身的实体性产生解构效应。因此调整实体性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应成为中华民族建设的未来走向。

中国族际整合的“大家庭”模式:话语变迁与伦理逻辑

近代以后,随着国家类型的转变,中国的族际整合问题在国家治理中凸显出来。中国的族际整合蕴涵着浓厚的“大家庭”文化底色,先后经历了“五族一家”“民族大家庭”“祖国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流变。近年来,“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经由国家决策层的使用和社会舆论的助推,已然成为一种广泛共识,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也随之展开。目前“大家庭”不仅有其名而且有其实,可以用来指称我国族际整合的模式。与西方的“大熔炉”和“大拼盘”两种族际整合模式不同,“大家庭”模式饱含着中国的“泛家庭伦理”特色。这一伦理逻辑,体现在国内民族关系、各民族的权利与义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政策等多个层面。

家国共同体:边民守土固边的基础性逻辑

国家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使边民在边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从深层逻辑来看,基于"家"和"国"同一性关系而形成的家国共同体,是驱动边民参与守土固边的基础性因素。在边境场域中,边民抵边安家、居边生息,将安居乐业的"家事"同边境巩固的"国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家固边"的特定机制。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日渐淡化,为谋求更有利的家庭发展环境,大量边民开始向内地流动。家与国之间的利益张力由此显现,并对边境地区的家国共同体产生了解构性影响。在这一形势下,应通过政策供给和资源配置来不断提升沿边居民的家庭发展能力,进而重新把"家"与"国"牢固地熔接起来。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论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中国传统的疆域格局是异质性的,在"核心—边缘"二分视野下,边疆形态是碎片化的。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边疆治理的核心课题就是按照民族国家一体化特质,将这种碎片化边疆转换为整体性边疆。这种边疆整合工程在晚清以后逐步开启,并在民国时期得以推进。其中,主权体制建设导致边疆形态领土化,中华民族建构促使边疆归属一体化,地方制度变革推动边疆政治均质化。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总体完成,随着边疆领土属性的确立,政治制度的统一,以及社会文化的彻底改造,一种整体性的边疆形态由此基本成形。

国家发展中“边民”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边民”一词由来已久,其内涵随着国家发展而发生阶段性的演变。在王朝国家时代,边民是介于内地“编户民”和边疆“蛮夷”之间的人口形态。近代的中国开启了民族国家构建进程,边民概念随之发生了“国民化”的转变,出现了取代“少数民族”成为边疆居民之泛称的趋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边民概念曾一度淡出,“民族”成为边疆居民主要的身份标识。此后,陆地边界的勘定、周边外交的开展、边境治理的实施,使得边民概念重新受到重视,并用于指称沿边居民。近年来,社会舆论中出现了“边民热”现象,但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统一,甚至还存在着偏误和混乱。因此,有必要对边民概念进行辨析与整合,形成基本的概念共识,从而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有效的概念供给。

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民族分布格局同地理生态结构的一致性,加之历史上"华夷之辨"的疆域治理范式,形成了中国异质性和碎片化的传统边疆。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构建的开启和推进,原本隶属于不同族体的各边疆版块始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内外分际的疆域格局被解构和重组,并通过"人"的维度实现了"地"的整合。这既是边疆属性从"民族性"到"中华民族化"的转变过程,也是边疆格局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转变过程。但就目前境况来看,中华民族"多元"的结构性特征不断固化,而"一体"的国族属性相对虚化,使得这种疆域整合机制开始松动,因此需要重新调整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走向。

西方边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反思

西方边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对中国边疆研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对于西方理论的反应也颇为复杂,其中不乏误读、偏见、盲从抑或滥用。通过重新梳理可以发现,西方边疆理论是基于特定历史经验产生的,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缺陷,甚至还蕴含着一些于我不利的话语和逻辑,因此不能完全适用于阐释中国问题。随着边疆问题和边疆意义愈显突出,学术自信和学术自觉日益增强,构建中国特色边疆理论的问题已空前凸显。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客观审视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应以有效知识供给为导向,以本土知识生产为内涵,以概念工具创制为基础,以融入世界知识体系为前瞻,推动中国边疆理论的建构、创新和超越。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观念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是按照文化范式来认识边疆、界定边疆和划分边疆的,因而其边疆观念在本质上是文化性的。晚清时期"中国本部"、"属部"等概念的形成,正是此种边疆观念的反应。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主权观念与国族观念对传统边疆观构成了巨大挑战,并促使其发生"民族国家化"和现代化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以主权定义疆域,并把边疆视为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这种边疆观念是透过政治地理空间视角来看待边疆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边疆观念。

《生产运作管理》课程实践性教学问题探讨

文章分析了生产运作管理课程的特点,并就当前《生产运作管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生产运作管理》实践性教学的措施。

中华民族建设的维度:政治、文化与利益

中华民族的政治建设需坚持"政治一体"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在中国,中华民族是唯一获得国家形式的政治民族,而各个文化民族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下,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存在。文化建设则应为"多元一体",既要尊重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又要在挖掘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单一性的中华民族文化。利益建设在于营造一种"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利益依存关系,并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