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日股东代表诉讼激励与约束制度安排立法比较

股东代表诉讼具有代表诉讼和代位诉讼的双重性质决定了要对其进行激励与约束。不同的激励与约束举措及其强度表明了不同的立法政策。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可分为追究经营者与非经营者责任诉讼两种类型。针对这两类诉讼应当采用不同的激励与约束制度。

单位犯罪主体论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原理、观点和方法，通过反思世界范围内关于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论战，结合自然人犯罪主体构成要件的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主体是指具有完全法律人格、实施犯罪行为并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并借鉴罗马法人格学说和自然人刑事责任能力理论。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的市场化

新修订的《证券法》在我国证券监管理念和监管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上没有任何突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WTO关于各成员国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要求,我国证券监管应当树立市场化的监管理念,这包括以备案制为核心的事后监管理念,以安全监管不妨碍发挥证券市场效率最大化,一切从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为根本目标的效率监管理念和以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有效性的有效监管理念。

论国有企业法的重要地位——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中心

市场固存的唯利性缺陷,需要国家投资经营法对其进行调节。国家投资经营法、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重要的三个构成部分,三者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相互协调发挥作用。但目前大多数经济法教材都不将国家投资经营法及国有企业法纳入经济法体系之中,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国有企业既是国有投资的主体又是国有投资的客体,国有企业法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其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法,应该纳入经济法的体系之中。

银行在公司法人治理中的作用

德国、日本的银行和美国、英国的银行在公司治理中虽然有着不同的地位 ,但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同样 ,我国银行也可以在公司法人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国不应借鉴德日银行股权式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 ,而应当参考美英的做法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给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一个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平台。

国企董事薪酬激励控制权的公司治理配置进路

金融危机以来,董事、高管薪酬激励失范已引起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现行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制度已导致了激励机制的严重扭曲,改革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权已势在必行。当前我国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改革的方向却偏离了国企公司治理的特质。通过改革公司治理,应当将国有企业董事的薪酬标准决定权列入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和国有企业监事会共同行使的法定职权,以取代西方国家和我国当前通行规定的由公司股东会或由董事会确定董事和高管薪酬水平的权力,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美国公司法的最新改革

安然公司财务丑闻引发了一场针对会计、审计、公司治理、证券交易及其监管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整个美国资本市场深深陷入投资者信心危机之中。美国国会迅速作出反应,出台了《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法案在确保审计的独立性、促进财务信息的真实披露、加大公司及高管人员的责任、投资者保护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值得我们借鉴。

WTO与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监管

WTO是建立在成员国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它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此相适应,我国证券的监管模式应当是市场监管模式。市场监管模式的主体部分是自律监管,包括证券业行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改革观

股权分置改革是亘古未有的崭新课题,对价是当前股权分置改革的核心问题。对价的本质就是改革的成本,谁支付对价就是谁承担改革的成本,这是对对价的定性分析;至于非流通股股东支付了多少对价,流通股股东得到了多少利益,其本质是改革的成本在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具体的分担情况,是对对价的定量分析。

我国应如何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在上市公司中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是中国证监会 2001年的重点工作之一。由于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正处在尝试和摸索当中，有关法律制度尚未成型，实践操作也不规范。为此，本刊组织了一组笔谈文章，就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构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美国公司治理的市场机制与法律规制

美国是一个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公司营运资金主要来源于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相应地,美国也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公司治理。由于美国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产生小股东"搭便车"和"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所以美国主要通过营造一个竞争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来对公司经营者进行治理,有职业董事经理人才市场与之相配套,并以股东派生诉讼机制作为补充。由于市场的局限性,美国通过立法对恶意接管、信息披露欺诈和股东恶意诉讼进行规制。这些都值得我国借鉴。

商品房分期付款买卖法律规制

商品房分期付款买卖法律规制孙光焰，郭文才利用分期付款方法进行物品买卖，最早出现在１８００年的法国，这一新生的买卖方式很快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开来，成为当今欧美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用住宅由于其卖价高一次付清购买很难为一般民众所承受。然时下我国大...

简论跟单信用证交易所涉及的法律关系

跟单信用证是现代国际贸易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支付方式。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外贸制度的重大改革,越来越多的企业被授予外贸自主权。跟单信用证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的使用将日趋频繁,其引发的纠纷也将相应增多。一项跟单信用证交易涉及人数众多、国外身份各异的当事人,且当事人人数的增减和身份的变化要由每笔具体的交易情况来决定。一般说来,一笔跟单信用证交易涉及的当事人至少包括开证申请人、受益人和开证行三人,多则还包括通知行、保兑行、议付行、付款行、偿付行及第二受益人等。

督促、公示催告、破产程序的完善与市场经济的运行

1991年4月9日通过的新民事诉讼法在旧法的基础上增设了督促、公示催告、破产三种新程序。这一增加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在当前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一方面三种新程序加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进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又为三种新程序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使之焕发出应有的活力。但三种新程序设立伊始,均有不尽周全之处,应借鉴外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完善之,使其更切合市场经济的运行,此乃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趋势

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公司股权融资的国际化、股权结构的分散化及股东类型的机构化,促进了公司治理基础的一体化。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治理模式正在走向趋同。在治理理念方面,美英国家正在由"股东至上"向"共同治理"转变,而在德日国家却正好相反。在内控结构方面,美英国家董事会正在逐步摆脱经营者"内部控制"而走向更加独立自主,德日国家董事会却正在逐步摆脱大股东"外部控制"也走向更加独立自主。在约束机制方面,美英国家正在由"用脚投票"向注重"用手投票"转变,而在德日国家却正好相反。

公司治理演进趋势主要争论点述评

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公司治理模式是走向趋同还是保持存续(即多元)的问题,是比较公司治理学派争论的核心问题。趋同论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竞争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效率较高的模式趋同,而存续论者则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互补性将导致公司治理长期存续。即使是在趋同论内部,由于受政治体制特别是意识形态,如民族伦理特性所导致的差异影响,对于趋同的实现形式和趋同于何种模式的争论也难以弥合而将长期存续。

股权设立企业基金会实在法上的障碍及其消解制度创设

2016年3月《慈善法》和2017年3月《民法总则》的相继出台,为《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修改指明了方向,允许企业和企业家用股权设立企业基金会已为大势所趋。然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虽然2017年2月修订的《企业所得税法》为配合《慈善法》的规定在税收优惠上进行了一些缓和,但股权设立企业基金会还会遇到诸多法律上的障碍。鉴于此,可以通过建立股权分期到账制度、完善强制要约豁免制度、多样化表决权股制度、股权捐助税收激励制度等制度设计克服这些障碍,从而给正在修订中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提供立法上直接和有益的参考。

以股权设立企业基金会:质疑与辩护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继出台,为我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大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然而根据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基金会的设立仍然只能使用现金进行设立,这将极大制约企业设立企业基金会。为使各种社会资源积极投向慈善公益事业,使用股权设立企业基金会是在新的发展形式下解决基金会资本来源困境而作的大胆设想。但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以股权设立基金会还存在很多误解,应当认为股权设立企业基金会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适格性。

公司治理模式形成原因比较研究

公司治理模式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微观企业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受到宏观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及历史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当前世界上以美英为代表的公司治理市场控制模式和以德日为代表的公司治理组织控制模式的形成是由其各自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及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直接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