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天人关系论的考察与理解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论是关于人与宇宙自然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天人关系论随着时代的演变有多种形态和基本命题,展现了特殊的哲学问题意识和人与自然的对立调和的文化精神。这样的哲学思维具有现代的价值与意义。

“天”思想的类型与哲学的展开

将中国哲学史上随时代发展含义有所不同的自然、宗教、政治、伦理道德等范畴 ,以人类的存在和道德关系为标准 ,区分为自然天、主宰天和形而上学的天。揭示出“天”向形而上学演化的过程 ,阐明了东方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与“天”的密切联系 ,探索以“天”思想解决现代环境与人类关系问题的途径。

儒学的和平思想与其实现的原理

儒学的和平思想是通过对人类和自然的综合的省察而形成的。大同社会是实现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荣的共同善,不夸大个人的力量及武力,个人也不因武力而绝望的社会。因此,在理解儒学的和平思想上,应该脱离用西洋的伦理来理解东洋的观点,这在个人的人格涵养、社会生活和国际交流上,为了共生和相互发展的积极的方案来看,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儒学的和平思想是以礼为出发点的。因为礼不仅含有内在的道德性,还为了人类的和平,还是所有的人类都应该一起实践的普遍的行为规范。儒学是通过礼来实现大同社会的。大同社会通过克己复礼与和谐的实现,以及对人类的普遍的最高价值的致中和形成的。因此儒学里所说的和平的概念可以用《大学》中“平天下”的“平”和《中庸》中“中和”的“和”来理解。真正实践克己复礼和致中和的人是君子。儒学的和平理念是所有的人作为君子而实现。因此,为了实现共同社会的和平需要开发和实践人类的道德性的伦理的最高经营者。在儒学里,这道德的C.E.O就是君子。还有,在儒学里所指向的大同社会也意味着君子的社会。

新儒学的宇宙论和天理论

宋代学者把对“天地万物的根源”,“道德声名的根源”和“天人关系”的解释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完成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以天命思想和天人合一为中心的新确立的哲学就是新儒学。本文的主题就是概括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的对于天的观点,还有特别是在新儒学中关于从宇宙的秩序和运行原理开始如何推论人类的道德价值和善的研究。

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研究著述提要

《近思录》集"北宋四子"语录622条,分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己、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警戒、辨异端、观圣贤14卷,以"实用伦理人生哲学为核心",是袖珍版的理学体系,也是后世传刻最多、流布最广的一部著作。梳理韩国学者宋熹准先生主编的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注解丛编》和陈荣捷先生《朱子之〈近思录〉》附录四所考韩国著述,可以考察《近思录》在韩国的研究与传播情况。

北宋的改革思想管见

北宋的统治者们认为唐末五代的混乱是由节度使等藩镇的割据造成的,因而加强皇帝的统治权和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课题。但是,改革并不是件易事,因为改革很容易引起混乱及社会性矛盾。历史总是随着改革而改变进行的方向。因此,要获得改革的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原则。通过对范仲淹、王安石等的变法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根本理论进行简单的考察,进而分析北宋改革的性质和对现代的意义。

白沙陈献章静坐说考

论文对道教和佛教静坐法的由来和意义、性理学家朱熹和陈献章静坐说的内容和特征进行研究。朱子的"主敬"和"格物穷理"重视读书,陈献章通过静坐思考,主张"尊德性"和"天理体忍"。陈献章的学问是以静坐为中心,融合了儒佛道的方法,而与性理学的"道文学"和"尊德性"相融合。陈献章的学问可以说是护卫阳明学的先驱。

周濂溪太极图说集注

周敦颐,原名惇实,字茂叔,号濂溪,谥元公。事迹学说具见《宋史·道学传》。周敦颐为宋代大儒,程朱道学一派的开创者,对于中国宋元以后的政道学术影响巨大,对于东亚儒学也有重要影响。《太极图说》是周敦颐的代表著作,历代以精要、深邃著名,初学不易理解,自朱熹以下多有注解,特别是其全文经朱熹、吕祖谦二人合编入《近思录》之后,传播尤其久远,历代注家无虑百余人,即使在古代韩国,注释者也有二三十家之多。文章依照宋代以后儒家文献,就其最主要者加以汇纂,作为集注。其更为详尽的集释,或古代韩国注释家的解说,有待今后进一步整理。孙兴彻教授本人曾经在2004年亲访湖南永州道县的濂溪故里,游历圣脉和月岩。文章同时也是对于此行的一个纪念。

从“理一分殊”到“气一分殊”的逻辑管窥

本文主要分析了从程颐之“理一分殊”和朱熹之“理同气异”到韩国朝鲜时代李珥之“理通气局”和任圣周之“气一分殊”的理论发展过程 ,重点放在它们的逻辑特性上。通过对这个过程的分析 ,说明朝鲜时代性理学是在程朱性理学的基础上由其人性论方面发展而来的。特别是任圣周以“理气同实”为基础 ,提出了如果“理一分殊”可能 ,那么“气一分殊”也可能。任圣周的理论解决了不可实现的原理 (理 )和不跟随原理的实现者 (气 )之间的矛盾 ,并且综合了程朱的“理一分殊”和李珥的“理通气局”。这些理论在哲学史上为确立普遍道德观作出了重要贡献。

栗谷的经世论与疏通精神

栗谷李珥(1536—1584)的经世观完全是以君主、士林(官僚)、百姓的疏通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中,栗谷最重视君主的作用,主张以圣人为君主,认为要实现王道政治,君主应具备疏通的精神。在君臣关系中,在栗谷看来,君主应该致力于修身和修养,任用贤明的臣下,积极收敛百姓的呼声,而臣下(儒士、官僚)应该致力于修养自身,准确、客观地把百姓的舆论收敛给君主,不丧失君子的品位。对民,栗谷强调"恒产",认为养民优先于教民。同时,栗谷主张施行舆论政治,强调扩大言路,即保障言论的自由、公论的疏通、君主和臣下的公论收敛,以及基于正名的公论的形成。

《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董仲舒的人间观

董仲舒的人间观以“性三品说”“知识论”“教化论”为主要内容。他将“性”与“情”放在同等重要的层面,其人间观以“性情论”为核心。他以“天意”为中心来说明知识论的问题,认为人类获得知识的根据和知识对象都是由“天意”所决定的。普通百姓为了解天意,需要圣人的教化。代理天的圣人则是天子,如果天子否定或不实践“天意”,就会受到惩罚;反之,若实施善政,则受到奖赏。董仲舒通过强调可以进行赏罚的天意,试图建立对最高权力者进行牵制的政治机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与“大一统”的政治观相结合,重新确立了人间观。

孔子与柏拉图的伦理观比较——关于“善”的根据与实践方法

孔子与柏拉图批判了相对的、可变的道德善的判断标准,试图从理论上确立永恒不变的、绝对的道德善的标准。孔子认为最高的善是"仁",而柏拉图认为最高的善是"理念(Idea)"。在"善"的实践方法上,孔子主张以彻底的个人修养为基础,从家庭伦理向社会方向展开。在孔子看来,"孝"所追求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朝向大同社会的高层次的道德精神。柏拉图则将个人伦理与国家伦理视为等同。柏拉图的伦理观所追求的不是整体主义,而是成熟的市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