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研究要服务国家战略、解决现实问题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座谈会了,每次接到会议通知都是既兴奋、又忐忑。让我兴奋的是,这是一次宝贵的、难得的学习机会;让我忐忑的是,与在座的各位大家、各位学界前辈相比,自己的理论积累和学术底蕴太肤浅、太粗陋。今天参会的各位老师大多是从事学术期刊编辑,或者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从事几十年研究并取得累累成果的专家,我只是一个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进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也很短。但不管怎样,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参会的感悟和体会。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强大动力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内在要求是统筹安全与发展。现代金融体系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础,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核心动力,也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平台。构建高效服务新发展格局的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一是要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二是要强化常态化跨周期金融支持,构建现代化应急金融体系;三是要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导向,完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四是要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惠金融体系;五是要运用金融科技赋能,完善金融服务创新体系;六是要提升金融“三化”水平,增加现代金融体系发展“韧性”;七是要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全方位的金融安全战略体系。

自愿减排机制下海洋碳汇交易的双重效益与影响因素

中国提出由能耗双控(控总量、控强度)转向碳排放双控,彰显了实现“双碳”目标的坚定决心与大国担当。身为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不仅需要以控碳为目标进行强制减排,更需要鼓励广泛“增汇”以实现社会化负排放。作为强制减排市场的有益补充,自愿减排市场兼顾全民参与和市场运作,两者互补协同、双轮驱动,是未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该研究聚焦海洋碳汇(蓝碳)交易,构建了包含海洋碳汇的DSGE模型,借助脉冲响应,判断基于自愿减排机制的海洋碳汇交易是否兼顾“经济与环境”双重效益;通过敏感性分析,考察双重效益的波动情况;结合福利分析,探索双重效益与社会福利的提升策略。结果表明:①基于自愿减排机制的海洋碳汇交易能够实现双重效益,其中环境效益更显著。②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和适度加大政府补贴后,双重效益波动收敛,有助于海洋碳汇市场的平稳运行,海洋碳汇效率对环境效益的提升作用明显,而碳汇价格对双重效益的影响微弱。③实施海洋碳汇交易后社会福利改善明显,并且海洋产值占比的福利提升效果最显著,政府激励性补贴对福利提升的效果次之,交易价格与碳汇效率对福利的影响较弱。建议进一步强化“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战略实施,加快海洋高质量发展;加强海洋碳汇方法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持续提升碳汇效率;政府适度提高激励性补贴,通过完善区域性自愿减排市场体系建设,加速推动海洋碳汇市场的落地实施。

政策漂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

文章采用含随机波动的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对政策漂移视域下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时变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政策漂移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其交互效应使得我国政策漂移具有较强的自我实现机制;(2)政策漂移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叠加影响提升我国通货膨胀水平;(3)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包含了较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动,且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动;(4)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且对城市消费价格的冲击较农村更大。

互联网金融:本质、现状与趋势

尽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还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但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已越来越多。已有研究大多围绕业务模式、对传统金融影响以及监管方式等,忽视了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的研究。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它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体现在四个基本特征上:去中介化、信息有效性、利基市场和可获得性。互联网金融不会取代传统金融,这是由交易成本和分工方式所决定的。不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互联网金融主要业务模式是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和股权众筹融资。基于长尾理论分别对这三种模式进行分析后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空间巨大,其中,股权众筹发展空间最大,这既是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结构优化的需要,也是经济"去杠杆化"和降低全社会负债水平的需要。

区块链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金融领域应用研究

区块链技术让彼此之间没有建立传统信任关系的经济主体达成合作,而无需通过中立的中央权威机构,它是建立信任的机器,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去信任化、不可篡改、可追溯性等特点和促进共享经济的巨大潜力。相较于分布式结构,中心化结构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点:一是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二是具有潜在安全问题。区块链技术可应用于优化支付体系和构建高效安全的金融科技。中国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是解决现实问题和避免国外形成技术垄断。在金融领域发展区块链技术的重要目标和潜力在于建立统一的区块链信用系统,让每一个信用主体都可享有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促进发展共享金融和共享经济。

公司价值理论与股票定价

经济金融化使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从以往的边缘地位逐步朝着金融经济学的核心与主流方向发展。公司价值理论作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臻完善和成熟。我国长期对公司价值理论研究的忽视 ,不仅是企业管理落后的深层原因 ,而且也是影响股票市场发展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股票价值与公司价值直接相关 ,忽视公司价值而形成的股票价格不仅是不合理的 ,而且会对股票市场产生不良影响。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模式研究

在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背景下 ,金融控股公司得到很大发展。本文从比较国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入手 ,在分析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最优发展模式和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政策建议。

商品金融化形成机理研究

利用总供给—总需求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探寻了商品金融化的形成机理。利用VAR模型发现了大宗商品价格与宏观经济因素存在系统性关系,货币发行量会对商品价格产生正的冲击。从商品现货市场和商品衍生品市场来说明在商品金融化影响下商品市场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就如何应对商品金融化趋势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金融创新的本质、特征与路径选择——基于资本市场的视角

按照熊彼特经典创新理论和现代金融学理论,创新是市场机制对企业的激励,也是企业与生俱来的本能。金融创新是市场与管制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所有金融创新理论都认为创新的动力均来自于企业。当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创新动力时,监管部门应当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中国资本市场在长期的模仿性创新过程中实行严格管制和选择性创新是导致目前创新不足和缺乏创新的根本原因。企业无法创新的结果是市场逐步丧失其基本功能,所以资本市场发展的惟一出路就是实施自主性金融创新。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制度创新是其他创新的前提和条件,制度创新意味着放松管制。本研究首次提出选择性创新概念,认为选择性金融创新是严格管制条件下的创新异化,本质上形成了创新扩散过程中的监管壁垒,长期实施选择性创新势必阻滞金融创新。

大学教育基金投资管理研究

利用2004年前上市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统计数据,通过计算不同类型的基金指数,模拟中国大学教育基金的投资管理,从投资标的与投资组合的角度探寻解决中国大学教育基金"轻管理"问题的路径。研究发现,虽然样本期内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股票市场的持续下跌,但保本型基金指数和货币性基金指数具有较高的收益表现,债券型、保本型、指数型和混合型基金指数与沪深300指数都呈负向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系统性风险,并且绝大多数模拟基金指数可以抵抗预期到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也强调,必须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治理,为大学教育基金投资提供良好平台;并且加强大学教育基金自身管理制度建设,加强投资管理监管,实现大学教育基金的保值增值。

从根本上改革股票发行制度

中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核心是发行审核制度和保荐人制度。现阶段的发行审核制度是具有典型核准制特征的发审委制度。核准制和注册制是发行审核制度的两种形式,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该制度的根本目的。事实上,股票发行制度产生的所有问题都与股票发行过程中权力与责任不一致有关。中国股市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定位于服务国有企业,这与保护投资者利益形成悖论,并且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也回避了发行审核的本质问题,当务之急是从制度设计上防止证券侵权,保护投资者利益。如果制度设计和执法能力不匹配,发行审核责任不落实,盲目实行注册制改革可能给中国股市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在实行注册制之前,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应有合理的过渡性安排。

中国股票市场IPO抑价原因研究——基于创业板的统计数据

运用2010年6月至2012年12月之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268只股票的统计数据,结合多元线性回归等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IPO融资过程中的抑价现象和产生的原因。结果发现,在创业板市场上,以往学者用来解释IPO抑价现象产生原因最多的因素——投资者情绪不能很好地解释IPO抑价现象,相比之下,机构投资者和大户的坐庄与操纵能更好地解释IPO抑价现象。综合其他研究成果,首次提出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庄家操纵行为是造成IPO抑价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现有的股票发行制度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性,证券监管部门必须从根本上改变IPO和上市制度,规范股票一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促进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宏观审慎监管与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测度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全球共同的金融监管理念,引起各国金融监管框架和监管制度重大变化.本文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结合市场危机发生的案例,分析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机理。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要求,分别从宏观经济、股票市场和证券机构三个维度选取客观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测度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指数跌宕起伏,2006年以前系统性风险逐渐下降;2008年至今系统性风险呈增加趋势。实证分析表明,每次危机发生前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都会大幅增加。在测度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本研究确定系统性风险指数预警值,运用Logit模型进行预警因素分析,检验预警值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预警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环节和逆周期监管的实施依据,系统性风险达到或超过预警值,意味着应运用审慎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调节,这对保持证券市场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社保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意义与途径

国企改革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巨大的社会保障支出要求寻找提高社保资金管理效率、使社保资金保值增值的途径。按照国际惯例，社保资金可以由政府控制的中央基金机构管理，也可以交给专业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不论采取哪一种管理方式，社保资金进入证券市场都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社保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不仅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还可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政策漂移、猪肉价格波动与结构性通货膨胀研究——基于TVP-VAR模型

2018年以来的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猪肉作为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且在CPI构成中权重最大的商品之一,价格变动不仅影响通胀水平,而且对通胀具有放大效应。本研究基于政策漂移影响、猪肉价格上涨导致结构性通货膨胀风险的现实,选取2011—2019年的月度数据,采用具有时变性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对政策漂移、猪肉价格波动与结构性通货膨胀之间的时变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漂移、猪肉价格波动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之间以中、短期效应为主,长期效应偏弱;政策漂移对我国生猪产业和生猪价格影响较大,进而影响猪肉价格。而猪肉价格上涨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相叠加,推动CPI指数增大,结构性通货膨胀风险升高;同时,猪肉价格上涨与CPI水平的提升具有互动循环效应,这使得我国通货膨胀自我实现机制较强。因此,政策制定部门应当审慎调整与增加政策内容,协调配合政策实施;完善市场机制,确保与民生相关商品价格稳定,降低通货膨胀风险。

中国投资银行竞争力研究

美国金融危机后,华尔街独立投资银行模式彻底消失。但中国证券公司通过三年行业综合治理,释放了非系统性风险,降低了财务杠杆,进入快速发展期。2011年,国内已有18家上市证券公司,其中少数证券公司的市值规模和资产规模已经接近国际投资银行。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新业务的出现不仅完善了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也改变了证券公司的收入结构。与此同时,国内金融业也开始出现综合经营趋势和金融机构控股化特征,这些变化将对投资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和竞争模式产生巨大影响,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证券公司是否应当继续模仿美国独立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以往对投资银行竞争力的评价体系是否有效?事实表明,在新的业务模式和金融业发展趋势下,国内优秀证券公司的业务模式和竞争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银行竞争力评价体系也应做出改变和调整。新的竞争力评价体系除了体现证券公司在传统业务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外,更应当体现证券公司创新能力和业务结构优化能力,按照新的评价体系对国内证券公司竞争力进行分析,其结果与以往的分析有明显的不同。

中国股市与经济运行背离的原因分析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入手,对中国股市与经济运行严重背离现象进行分析,认为,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护是股市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监管者行为异化导致投资者在市场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现有的股市制度体系很难体现"三公原则",已不适应市场的发展。现阶段,要保护投资利益就必须建立投资者利益至上的制度体系,规范监管者行为,并建立良好的股市文化。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研究——山东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了山东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并与广东、浙江、江苏和上海地区进行比较。山东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但人均GDP和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低,但资金来源存在结构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山东经济金融化程度较低,储蓄不足,证券化率较低,金融体系欠发达,金融机构在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金融深化程度较低影响资本投入总量、结构及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政府为什么必须参与普惠金融发展?——基于经济增长中的普惠金融门限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最初由欠发达国家解决金融排斥问题而提出,然而金融排斥并非欠发达国家所特有。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统筹配置金融资源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金融排斥现象却一直存在。在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普惠金融发展是传统金融广度的延伸。但是金融排斥的广泛存在,导致普惠金融发展存在门限效应,因此,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内生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算2009—2018年省级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可以发现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迥异,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呈现差距缩小趋势。选取经济增长为门限变量,政府参与度为调节变量,构建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具有门限效应,并且受到政府部门参与的影响。我们认为普惠金融发展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发实现,必须依靠政府参与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增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国家应将发展经济与提高政府参与并重,形成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金融改革格局,实现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