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羁”与再摩登化:单向街文学奖的边缘诗学探究

作为城市、市场经济和文人阶层交汇处的文化实践,文学奖在社会空间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引导文化消费的同时也介入文化的生产。文学奖可以是一个展览空间,也可以是一间开放的教室,在这个场域里,声望、艺术品格和文化资本之间相互转化,而文学奖表彰的艺术精神则代表集体的审美信仰和对时代精神的审美化回应。单向街文学奖作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民间文化奖项,建立了新的奖项运作模式,获得了文人阶层和市场的认可,通过颁奖和奖项运作与商业规则妥善对话,重获文化精英的话语权,再现文人阶层的启蒙意识。

生于荒谬并不懈反抗——加缪早期作品中的反抗意识萌芽

作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曾一度与萨特齐名，因《局外人》、《卡里古拉》、《西西福神话》等创作被视为文学上的“存在主义”大师，直到1913年哲学随笔《反抗者》出版，学术界才意识到他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存在主义”者。本文通过研究加缪作品文本，证明加缪在《反抗者》中提出“反抗”并非其后期思想的突转，《鼠疫》绝不是加缪首次将“反抗”精神注入文学作品，在早期作品《局外人》和《卡里古拉》中，加缪不仅首次对“荒谬”思想做了文学阐释，更以“荒谬”作为出发点，开始了对荒谬之下生存方式的原始思考。

“他们”的黄金时代:走出恐慌后的沈从文——1950年前后书信与日记中的沈从文

1949年初，北京的冬天还没有过去，随着《斥反动文人》在北大校园传抄、张贴，作家沈从文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沈从文从作者郭沫若的疾言厉色中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然，仅仅郭沫若的一篇文章不可能让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身安全的惶恐和对新政权的疑虑，只是原因之一。对于作家沈从文而言，也许真正使他坠入深渊的，是对自身文艺生命的不安和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