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代首相施政报告中的“教育立国”思想论析

日本能够在20世纪初跻身于世界强国行列、战后又重新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成功的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支撑。日本历代首相在国会演说中高频率强调教育问题,甚至把发展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和对未来的"先期投资"加以定位,足以看出日本朝野尤其日本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本文仅就日本历代首相在国会演说即施政报告中阐述的"教育兴国"战略思想,进行史的考察。

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历史演变

“新保守主义”是几近同时发轫于日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股政治思潮。就日本而言,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三位政治强人,不但先后扮演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理论旗手”、“践行者”等关键角色,而且在日本政治右倾化中次第发挥了“启动”、“推进”、“提速”等重要作用。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不但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而且内含“修宪”政治诉求;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不但从核心内容和运作模式入手进行了“保守两党制”顶层制度设计,而且从基本涵义和政策架构视角阐释了“普通国家论”政治理念;安倍晋三的新保守主义不但以错误历史观为思想基础、以“修宪”为政治夙愿,而且以“美丽的国家”为目标追求。日本新保守主义及其启动的政治右倾化对40年来日本政局走向和东亚格局变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

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实践

小泽一郎通过提出和践行“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化”两大政治理念,确立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理论旗手”的地位;通过推动“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化”相关法案出台、分化重组在野党、强化日美同盟、开展联合国外交、影响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等,又扮演了日本政治右倾化“强有力推手”的角色。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强力推进的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不但深刻影响了近30年来日本政局的基本走向,而且业已成为日本新老保守势力共同的政治诉求和奋斗目标。对小泽一郎思想理论的持久引领作用、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给未来日本政治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作出准确的评估。

中日复交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之所以未能化干戈为玉帛,是美国当局设置多重障碍所使然;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最终重新恢复邦交,则是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同中国复交所使然。由此不难洞悉,中美关系状况尤其美国政府对中日复交之态度,直接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乃至结果。美国因素对中日复交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启示我们:一方面,在"美主日从"同盟关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日美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一直密切于中日关系,任何奢望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状况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对此我们要准确评估并保持清醒认识;另一方面,鉴于日本对华政策还将长期服从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因此建立和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是我国今后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并走出低谷的主要路径之一。

小泽一郎与日本政治右倾化

作为日本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小泽一郎不但在思想层面通过提出“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论”两大政治理念一举成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旗手,而且在实践方面通过纵横捭阖缔造一个又一个新保守政党,实现了日本政坛的政党轮替和一度使“保守两党制”变成现实,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强有力推手。在小泽一郎的幕后操纵和强有力推动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不仅内政和外交全面右倾化,甚至渗透到了国家政权和国民意识层面。在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迅速抬头的国际背景下,在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和蠢蠢欲动的日本国内形势下,日本政治右倾化已呈难以逆转之势,并给日本未来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高校国史教育课程改革探究

高校国史教育课程对于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高校国史教程的改革意味着全新的教育形式将会代替传统的教育方式。社会在不断的进步,教育也需要不断地发展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才能培养出全方位的新型人才,才能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但是这种教育理论在高校国史教程中的应用和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现在的高校国史教育课程发展存在着多样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高校国史教程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下一步的教学工作中,我们要带着发展的眼光,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对高校国史教程进行深入探讨,探索出一条更好的教学之路,为高校国史教育课程的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试析美国为中日复交设置的三大障碍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经历了隔绝时期（1949-1952）、民间交往时期（1952-1962）、半官半民往来时期（1962-1972）三个阶段。中日复交之路所以如此曲折和漫长，美国从中作梗和百般阻挠是最重要原因。本文仅就上述第一个时期即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隔绝状态形成的影响，略作探讨。

日本右翼势力的“殉国史观”及其成因

日本右翼势力的"殉国史观"认为:日本战犯与战死者都是"为国殉难者"和"日本的爱国者",理应铭记;当年的降日"汉奸"都是"日本的战友",不该被遗忘。这一"殉国史观"是在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即日本"神国论"和大和民族"优秀论"是心理基石;错误战争认知是思想基础;日本政府的政策诱导是直接动因。战时日本惊人的战争动员力,主要来自于"殉国史观"及其载体靖国神社的精神鼓动;战后日本朝野右翼培植和固化"殉国史观",则旨在向战前回归。如不彻底摆脱这一"殉国史观"的思想束缚,那么日本不但永远没有未来,而且随时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

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实践

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口号,以"修宪"为旗帜,以右翼历史观为支撑,以综合国家安全战略为保障,以谋求"政治大国"为目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理念体系。而其开首相"八一五"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恶例,打破国防经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禁区,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建立新保守主义反共"统一战线",开启日本政治与社会右倾化进程等,则成为其新保守主义政治实践的主要内容。作为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启动者,中曾根对战后日本政治走向、中日关系走势及亚太地区格局变化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

战后日本右翼思潮的四种主要论调与批判

战后以来尤其进入世纪之交,日本国内不但"大和民族优秀论"沉渣泛起、"靖国史观论"迅速蔓延、"重新染指台湾论"甚嚣尘上,而且"修宪"逆流来势汹汹。对此,我们需对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有违科学研究结论的日本人"大脑构造特殊""日本文化优秀""大和民族种族高贵"等谬论的危害性,有充分的认识;需对其兜售的当年被处决的战犯是"为国殉难者"、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国家功臣和民族英雄"、降日"汉奸"是"日本的战友"等"靖国史观论"的阴险性,有清醒的认识;需对其"重新染指台湾论"的威胁性尤其变本加厉支持"台独"的种种行径,保持高度的警惕;需对其掀起的一轮又一轮"修宪"浊浪尤其"修宪"图谋一旦得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危险性,做出准确的评估并妥为防范。

“靖国史观”就是侵略史观

从1881年玄洋社成立至今,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前留下了祸国殃邻的历史劣迹,在战后又试图“东山再起”,为亚太地区和平“隐伏下极大的祸患”。其中“靖国史观”论是其兜售的战争翻案谬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诡称日本战犯是“为国殉难者”。

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历史演变

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西方阵营在冷战对峙中走向强势,“新保守主义”几近同时发報于日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由此开启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右倾化进程。就日本而言,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安倍晋三无疑是日本新保守主义演变延长线上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三位政治强人。

中曰复交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之所以未能化干戈为玉帛,是美国当局设置多重障碍所使然;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最终重新恢复邦交,则是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同中国复交所使然。由此不难洞悉,中美关系状况尤其美国政府对中日复交之态度,直接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乃至结果。

战前日本传统右翼国权扩张的路径选择及历史嬗变

日本传统右翼的国权扩张活动,从早期追随征韩派发动武装叛乱和投身自由民权运动反对政府,到玄洋社时期以“大陆经营”实际行动配合政府“大陆政策”之实施,直至黑龙会时期直接服务于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国策,在扩张国权的路径上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嬗变轨迹,而其主线则是传统右翼势力与政府关系的调整。当政府当局成为其国权扩张诉求的障碍时,右翼分子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祭起反政府大旗;而当政府当局与其在国权问题上意愿一致时,右翼分子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政府的爪牙和鹰犬。传统右翼就是通过对政府“鼓舞鞭挞之,强力逼迫之”,对近代日本国家走向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时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邻造成了创深痛剧的民族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