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公共问责:德国、挪威和丹麦的医院改革

本文研究的是近来欧洲医院改革过程中的多层级福利治理和公共问责问题。通过聚焦德国、挪威以及丹麦医院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治理之间此消彼长的互动态势,我们提请人们关注传统问责机制的重塑问题。本文认为,由于财政压力不断加大,企业化(corporatization)和专业化已经逐渐消解地方政府在医院资金和规划方面的决策权。中央政府收紧了对医院改革路径的总体控制,却把重要的职责下放给了医院层面。多层级式的治理推动公共问责关系向更具管理型或专业型方向重塑。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人们或许会从本文的研究中认识到,如果改革是为了回应政策压力,那么随之而来在问责关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变化,将有助于改变行政、管理和专业工作的环境压力和限制。由于挪威、丹麦和德国的卫生保健改革有助于促进企业化、集中化和节约化,因此有理由期待厘清官员的责任(负何种责任、如何负责任),还有可能改变和凸显政策目标与实际的管理和专业绩效之间的差距。

危机管理:地方政府如何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如何解释其中的差异?——以瑞士各市镇为例

瑞士各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其金融资源。由于这些资源主要来源于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和财产性税收,因此市镇预算直接受到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本文调查了各市镇对此次危机的认知以及应对方法。在2009年年底对瑞士2 596个市镇所做的全国性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地方干事为了应对预期的税收收入缩水以及可能增加的福利支出,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各市镇是依靠凯恩斯措施增加了公共支出并接受更大赤字,还是采取了紧缩措施并取消已计划的投资来尽量避免更大赤字?我们的结果显示,只有为数不多的市镇——主要是规模较大的那些,认为将会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然而,它们的应对方法并未像理论期待的那样形成清晰的模式。紧缩措施或赤字开支的选择倾向很明显,但也有很多市镇二者兼顾。决定各市镇应对方式和原因的主要因素是:各市镇受影响程度及其是否在法语区。虽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但与市镇的规模也有关,解释各市镇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难度更大。然而,市镇受到的影响越大,它采取紧缩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