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异到互补:中西性别研究的互动关系

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批评和传统的中国研究正在成为联系日益密切的知识领域。我们不但要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要注意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二十年来,欧美女性主义批评已经为研究中国女性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理论契机,美国汉学界中,以中国女性为主题的著作和文章也正以惊人的速度陆续出版。研究中国的学者向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借鉴得如此之多,并已经成功地提出了比较的视角,然而,令人深表遗憾的是,欧美批评家们并没有对这些美国汉学的丰富研究成果加以利用。因此在交流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处于西方理论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双向的过程",尤其考虑到性别批评的传播,这种"双向的过程"最终将会帮助实现东西方之间真正的理解。

金天翮与苏州的诗史传统

在中国文学里，苏州地区代表了一种“双重态度”，这种双重性赋予其特殊的地方特色。一方面，苏州以自成格局的园林著称，被艺术家塑造为宁静悠远的梦幻境界；但另一方面，苏州在世人心目中还代表了一种以诗证史的强烈抒情声音，即以诗歌见证人间苦难和当代重大历史事件。该文集中探讨苏州诗史传统的杰出代表金天翮（1873—1947）。金积极投身于各种革命活动，其作品饱含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感时伤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合流。金是宫崎滔天（1870—1922）的著名自传《三十三年の梦》的中译者。他还心慕手追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的名作《妇女的从属地位》，创作出鼓吹女权的先驱作品《女界钟》（初版于1903年），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自救自强的关键。

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而当时的文人不但没有对这些才女产生敌意,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赞助者,而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明清文人这种维护才女的现象实在很特殊,至少与19世纪的英国很不相同。当时英国产生了许多女性小说家,但男性批评家基本上对她们抱着敌视或嘲讽的态度。是什么原因使得明清文人拥有如此特殊的女性观?本文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文化的关系,并把性别与经典论放在明清文化中来进行讨论。

文章憎命达：再议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遭遇

瞿佑创作于明初的《剪灯新话》,是中国历史上在东亚最具有跨国界影响力的古典小说集之一。它从15世纪起就开始风行于韩国,后来也一直在日本、越南盛传,惟独在中国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淹没。《剪灯新话》多以元明之际的战乱纪实、文人罹祸和儿女情恋(人鬼恋)为主题,这类主题使它在韩国、日本与越南得到令人惊异的接受:那里的读者普遍欣赏瞿佑的"故事"情节和"话语"方式,许多作家因此受到启发而把《剪灯新话》视为小说创作的最高典范,更为重要的是,它流行于这些国家正处于内战或这样的黑暗时代之后。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及其特殊的文学风格与时代潮流相背离,《剪灯新话》在中国却经历了长期被禁的命运。审视《剪灯新话》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极为不同的接受史,可以了解文学作品的独特命运与其作者遭遇、政治涵义的关联,并进一步意识到"跨国界"文学史的多层意义。

好花原有四时香——读《独陪明月看荷花:叶嘉莹诗词选译》有感

去年暑假,台湾大学的齐益寿教授来耶鲁校园参观,他赠给我一本叶嘉莹教授诗词的英译本,题为Ode To the Lotus:Selected Poems of Florence Chia-ying Yeh(《独陪明月看荷花:叶嘉莹诗词选译》)。①这本书印得十分雅致,封面上有周半娟女士所绘荷花,书中收有叶教授的中文诗词原文,配上陶永强先生(Tommy W.K.Tao)的英文译文,其中每首诗词都附有谢琰先生(Yim Tse)的书法。多年来我一直想在我那门"中国女诗人"的英文课中介绍叶教授的诗词,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英译本,得赠此书,我如获至宝。现在持有此诗词原文及其英译相对照的新书作为课本。

一幅肖像:捕捉对大学教育的思考

人物肖像摄影着重要表现的是人物的"精神美""神态美",捕捉人的精神和本质。封三中对耶鲁大学理查德莱文校长的肖像摄影准确地展现了他作为大学思想者的一种现代造型:在古典思想者轮廓下浮现出的是一张现代思想者的英俊面容,传神地定义了顶级学府首脑的沉思风格。一幅肖像藉此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明亮之窗。

“忠实”的生命观

“忠实”的生命观文／孙康宜不久前，《白鹿原》作者陈忠实来访。除了他赠我的雁塔漆器让我无限怀念以外，最使我难以忘记的就是聚餐时的一段巧合──原来我们两人都同时抽到一样的“识语饼”（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ｏｋｉｅ），上面写道：“从最世俗到最神圣，你特获得生命...

新的文学史可能吗

文章介绍了正在编撰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缘起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把普通读者作为目标读者的确定,及其独特的方法论和历史分期,并且逐一介绍了这本文学史中各章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参与撰写的美国汉学界的优秀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从而提出了在一种全球化的语境下,编撰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

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的互动研究

本文提出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之下 ,西方文学批评与传统中国研究正在成为相互关联日益密切的知识领域。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关系的互动研究便是如此。在这一互动研究中 ,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它们的差异 。

中晚明之交文学新探

在中国历史上,16世纪是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嘉靖皇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1522—1566),宦官擅权,朝纲废弛。其时倭寇日炽于沿海,不断滋扰;而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人再犯北京,惟因许以贡市,才得转危为安。在此期间,不断有正直的官员——如海瑞、杨慎等——冒着生命危险,屡次向皇帝上疏而被逮入狱或遭放逐。贬谪文学也因而兴起。同时,这也是一个改写小说的时代,《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书都在此时得到了十分完整的改定,否则后来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小说”。与此同时,印刷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很多文学作品也因此由坊间大量出版。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中,政治迫害并没有使人沉默,而是造就了新一代的作者和读者,尤其是许多读者时时有好奇、求知之欲。此外,嘉靖时期文学产物的丰富和多彩多姿都让人不得不拿它与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相比。

写作的焦虑:龚自珍艳情诗中的自注

诗人龚自珍(1792—1841)在他的一生当中曾多次试图封笔戒诗。作为一名虔诚的天台宗信徒,龚相信只有戒绝文字的诱惑方可悟道。可作为一名诗人,他却感到自己与文字结有不解之缘。故此,龚对于诗歌写作始终抱有一种且爱且惧的矛盾态度。据一些评论家推测,龚在反复戒诗的过程当中一定焚毁掉了自己的大量诗作。因为他在15到47岁之间写下的27卷诗稿今天已经大量佚失。龚对于诗歌写作的焦虑令人联想到英国现代诗人杰哈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像龚一样,出于宗教信仰,霍普金斯烧毁了自己的许多诗稿。无论是对于霍普金斯还是对于龚自珍,写诗就是一种不断复发的瘾癖,令人欲爱不能欲罢不舍。同霍普金斯一样,龚自珍最优秀的诗作是在最后一次发誓戒诗以后写出来的———那就是龚后来结集为《己亥杂诗》的315首绝句。令人瞩目的是,《己亥杂诗》中的38首(也就是全集的十分之一强)都是龚自珍写给歌伎灵箫的艳情诗。更重要的是,在这组艳情诗当中,龚以纪实的笔调再现生命中那段刻骨铭心的情缘。此外,龚经常给自己的诗歌作注,诗人的自注则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引向创作这些诗歌的本事。作为一名佛教徒,龚不能不意识到灵箫是个“致命的诱惑”,依恋灵箫则意味着丧失宗教修持所必需的静心与自制。他哀叹自己“结习未尽”,经不起“天花”的诱惑,超越不了男女之情。但后来他终于悟到灵箫在自己由色悟空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无论如何,像龚自珍和霍普金斯这样伟大的诗人都强烈地意识到文字的危险性———他们既无可避免地沉迷于文字的魅力,又不断地负荷着写作的焦虑。

成为典范:渔洋诗作及诗论探微

有关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缘何成为经典的讨论是近年西方文论界热门论题之一。就当代一般文学现象论 ,作家的成名无疑经常有着美学以外的原因。对成为经典作品的作家、作品 ,则有两种差异甚大的看法 ,一种认为是只凭美学上的成就 ,一种认为美学以外的文化政治因素亦甚为关键。检看王士在其时代成为“一代正宗”并在身后持续发挥影响的原因与过程 ,可以看到 ,王氏的成为典范 ,他的才情只是起点 ,他在面对丰富前代遗产时 ,既学习又对话的写作与建立论述的努力 ,他的风格、风范 ,及他创作、论述与政治文化需要上的微妙的配合关系 。

从比较的角度看性别研究与全球化（上）

本文所关切的乃是有关中西文化潮流之间的借镜和影响，以及由于这种跨文化的互动所产生的现象和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21世纪里，西方的文化批评和中国研究早已成了两门息息相关的知识领域了?但我认为，若要彻底了解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则不仅要注意到中西文化研究的差异(difference)。

末代才女的“乱离”诗

在《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一书中,作者Shoshana Felman和Dori Laub曾说,文学是'面对无法发声的历史的惟一见证'。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一般人提到诗歌见证——尤其是见证战乱时期的政治事件的诗歌——总以为那是属于男性诗人的专利。在中国诗史中,'乱离'一词首次出现在《诗经·小雅》的《四月》中:'乱离瘼矣,爰其适归。'但根据《毛传》,此处'离'字乃作'忧'字解。意思是说,'丧乱真让人忧愁呀,我该往何处去呢?'最早具有自传色彩。

揭开陶潜的面具：经典化与读者反馈

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说，伟大的作家总是那些“简直就是压倒传统并包罗它的人们”。陶潜(365？—427年)这位曾多少个世纪来激发起文学史家研究兴趣的中国传统中最早的诗人之一，也正是这样的一位诗人。陶潜一生才写了约一百五十首诗、十篇文与赋，在当时的文坛上又是一个边缘人物，他后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能占有如此重要的经典位置，这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在文学史上他的经典化的一个关键时刻就在于苏轼宣称陶潜是一位空前的大诗人，

1949年以后的海外昆曲--从著名曲家张充和说起

本文旨在讲述1949年以后昆曲演艺在海外的传播及其与文人文化的关系。在此六十年离散又聚合的传承绵延中,著名曲家张充和女士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曲学精神方面,张女士一直传承了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文化曲人"的传统,亦即昆曲与诗书画三绝融合为一的传统。而1949年以后的海外昆曲——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台湾——尤以吴梅所代表的文化曲人传统最为人称道。但这个传统并非凭空就在海外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充和女士和其他文人在抗战烽烟的大流离中(1937-1945)所建立的昆曲文化之延续,尤其是充和以一代才女的角色东奔西走,风云际会中聚合了众多曲人,传播了艺苑佳话。本文通过她与北美的曲社同仁以及台湾的吴门弟子多方联谊,吟唱不辍,以曲会友兼题诗留画等活动,讲述了一群旧友新知如何弘扬了华夏美声的海外乐章,同时也表现出中国文化随同华人一起走向世界的生命力。

张充和与《曲人鸿爪》

《曲人鸿爪》是昆曲名家张充和先生从1937年第一次登台演出昆曲后自制的书画册,收集了无数曲艺界名流题赠给她的书画,如曲人大师吴梅的书法、画家兼曲人吴子深、古文字学家唐兰等的画作,龚圣俞、余英时等文化名人的墨迹。作为私人画册,《曲人鸿爪》犹如璀璨的明星,闪耀着熠熠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令人欣慰的是,由张允和先生口述、孙康宜撰写的同名书籍刊载了该画册全部字画,记述了诸位名流绘画题词的过程,从中可以窥见曲坛风云名流神采。我们特选编唐兰、王民、吴逸群、汪东、韦均一部分,以飨读者。

从比较的角度看性别研究与全球化（下）

传统中国这种男女互补的精神与西方社会里经常存在的性别战争显然不同。难怪中国的女作家一向不与男性文人为敌，也很少觉得她们的权力受到了男性的侵犯。这与19世纪英国出版界的情况正好相反。据普林斯顿大学Elaine Showalter教授所说，

我曾卷入四次论战——哈罗·布鲁姆访谈

哈罗·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出生,是著名的耶鲁学派的批评家之一,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1973年出版了《影响的焦虑》,在美国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他的重要著作还有《误读之图》、《卡巴拉犹太神秘哲学与批评》,《西方的正典》等。1982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