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公开到可预测性:通往民主治理之路的透明度——以罗马尼亚为例

本文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评估国家层面上的透明度。这个框架区分了透明度的三种不同含义:信息获取、双向沟通、可预测性或者基于明确和公开规则的决策。每一种含义都代表更高要求的透明度形式,它们都与民主问责和法治联系在一起。本文以罗马尼亚为案例,阐述了在一个相对较新的民主国家里,如何使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来评估透明度的发展演化。

乌干达公务员对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角色的认知

本文研究了乌干达公务员对于公共服务提供中公民角色的认知。换句话说,我们考察了那些公共服务提供者对服务对象所产生的实际的和预期影响的一些看法。为此进行了一项聚焦于乌干达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实证研究。本文结论是,由于公民角色中存在众多张力,乌干达公务员认为服务对象还未充分参与到对优质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提供当中。如果没有一种支持公共服务能力建构的文化在各个层次的发展,包括社区层次和个人服务对象的层次,那么在乌干达更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是不可能的。

法国医疗保健体制改革:问责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主张亲市场和亲私营部门的新右翼政治兴起(例如,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Lorenz,2012),使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更加依赖私营部门。在法国,对私营部门的支持不再是党派或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种务实的、日益常态化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是否能提高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仍然值得商榷。本文考察了新公共管理这一理论工具在法国医疗保健体系中的应用(Goldfinch and Wallis,2009:151),检验其运用的选择性,评估其对医疗领域的问责与透明度的影响。法国政府为了达到监督的目的,最终选择了对医疗保健体系的再集权的方式。这种改革对医疗界不利,加强了私人医疗服务的供给。

评估公共政策的正式问责:以西班牙医疗政策为例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分析和评估公共政策问责提供一个框架。首先,本文设计了分析公共政策问责的两个维度(信息/证明正当维度,评估/制裁维度),并运用于政策实施阶段中,特别是应用于构成这个阶段的三个核心要素中(责任主体、政策资源以及政策结果)。其次,本文建议从正规化的程度来评估公共政策的问责情况,特别要分析是否符合其本身制度框架的四个特征:明确性、约束力、公开性以及自治性。最后,本文把这个研究框架应用于实证研究,分析西班牙的医疗政策,该项政策进行权力下放,由地方政府负责政策实施,由此笔者能够分析这项政策问责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

地方挑战和国家关切:丹麦和瑞典市级层面对国家难民安置政策的回应

本文考察丹麦和瑞典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国家政策,以及奥尔胡斯和马尔默这两个城市的市政府层面对各自国家政策的理解与回应。正如文中所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丹麦和瑞典的市议员提出意见,声称其市政府不得不承担超过了其应对能力的巨大移民“接收负担”,为此他们要求改革国家分散的移民政策。然而,在国家层面的回应上,丹麦与瑞典有巨大差异。当前,这种差异是很明显的,不仅在新移民的数量方面,而且在城市引进移民的政策以及在市政官员的制度记忆中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