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铭》作者问题释证

《陋室铭》虽不列于梦得文集传世刻本,但古今学人一向视为刘氏遗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于北山、卞孝萱、吴小如等先生纷纷撰文,断为伪托,遂使其作者问题渐有演为公案之势。今考诸家之说,颇拾宋僧孤山智圆遗绪,以人品文风之好恶臆断真伪,殊不足取。所欲论者有三:其一,传世刘集可以为《陋室铭》提供一系列文本内证;其二,唐人的陋室之咏集中产生于刘禹锡的交游群体;其三,被辨伪者援以为据的唐观音寺界碑实系伪刻,抄撮村言俗语说并不成立。

《唐书辑校》指瑕

《太平御览》引唐史甚夥,其文与刘书今本颇有同异,吴玉贵教授录之一编,逐条校证,有功于学术匪浅。然制巨卷繁,不能稍无疏漏。汉崔骃《章帝谥议》称引《尧典》,名以《唐书》,盖取经今文五家之教。吴氏不察,目以为李唐之史,遂误收崔《议》为今本阙载之文。其论《御览》、《旧书》之厏厊,尽归诸咸平三年有宋校史。殊不知当日君臣秕糠《旧书》,虽有官校之命,曾未令胄监刊板。且校史修史毕竟不同,删削之说,恐以非罪加诸昔贤。至若论"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白衣宫锦袍"、"本某寺家人"、"一石止水"等处,亦各有舛误。

上巳节渊源名实述略

上巳节是两汉尤其是东汉以后才开始形成并流行起来的节日,它采纳了古老的巫术仪式“祓禊”,又包含了许多鲜活的世俗内容。在上巳节起源,上巳节与祓禊的关系,“上巳”文献的使用,桃花水、《韩诗》残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许多误区。

《关雎》禽鸟喻义问题浅谈

《关雎》禽鸟喻义问题,自来论者甚众,歧见多有,可商之处往往而在。细推诗意,征诸载籍,当知"关关"固为独鸣,"雎鸠"乃喻君子,"挚(鸷)而有别"实指勇而有礼。

试论《春秋》三《传》对“如棠观鱼”的批评

在其执政的第五年,鲁隐公曾有一次棠地"观(矢)鱼"之行。《春秋》三《传》对此皆持批评态度,认为他违反了相关礼制。事实上,这一看法并没有充足的史料依据,"非礼"说并非对观鱼事件的忠实反映。

从元、白为人事佛之异同看“恒寂师”唱和的若干问题

“恒寂师”唱和是创作于元、白仕途沉寂期的一组涉佛诗文。元、白事佛心态及为人处世原则之异同固然在诗中有深切体现,其规箴讽劝、切磋琢磨也通过不失温馨的调侃表现出来。元稹诗中的神话旧典“云师”,从唱和形式看,是对白居易所隐言的佛教“火宅”喻的回应;从唱和背景看,是凝结元、白异同之处,寄寓彼此调侃之辞的焦点。勘明“云师”之义,是透彻理解“恒寂师”唱和的基本前提。元集流传过程中本诗诗题的异变,以及元集整理实践中对本诗诗句诗意的不当校释,皆与对“云师”的误解密切相关。

《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评介

早在清末改制、旧书院退出历史舞台不久，学术界的相关纂述便已陆续贡献于世，胡适之的专文《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书院制史略》，盛朗西的专书《中国书院制度》，至今犹为论者所盛称。由胡文算来不到一世纪，书院研究已蔚为庭户广大的专门之学，硕师英彦钜制鸿篇梓行海内外者不可胜数，其中尤以书院史研究和书院制度研究最为大宗。这两类研究的取裁范围，皆呈现全国性、地域性、通史、断代、个案的多样化选择。

《公羊传》文公十四年“子以其指”解——兼论邾文公两妃的地位问题

《公羊传》"子以其指"一句含义如何,学界素有争论。或附会以天地五行之数,或坐实为残指、骈指、小指。然揆之以理,皆有未惬。邾人此言,实与立嗣原则密切相关,读者宜从屈指而数以计长幼的层面上去理解。唯有如此,邾人答辞方称结构对称、语义明朗,《公羊》纪事方称自守法度、与《左》无违。

论《周官》对礼经、书经两系统的介入

今称为“周礼”的《周官》,是一部本不在六艺之科的晚出之书。两汉经学家出于政治及学术的考量,曾分别在不同时期极力推动它跻入礼经或书经系统,以为之谋取大一统时代儒术独尊背景下的官学地位和光明前景。最终,它以“周礼”的名义进入六艺范畴之内,并越过今称为“仪礼”的《礼》,崛起为三礼首经。《周官》在早期流传之际,曾通过司马迁的称述,在书经领域投下虚幻的影像。今古文《尚书》之中,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周官”的篇目;有之,则自西汉后期张霸依据《史记》等书的相关记载,伪造“百两篇”始。《周官》的学术演进及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来者”夺嫡继统,坐上礼经的头把交椅;二是在书经系统催生若干层面上的“伪《周官》”,以及论者所想像的“曾经存在过”的“真《周官》”。

二〇〇九年重印本《胡宏集》点校辨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胡宏集》初版于1987年，将胡宏的代表著作及有关资料汇为一书，颇便研究者使用。由于当时可供参考的成果远不如现在之多，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最初梓貌存有不少舛误。对此，杨柱才先生曾专门撰文予以考订…，其结论在2009年重印本中已得到较好的体现。笔者近日披览新镌，发现杨文所未暇提及而本书修订后依然存在的错误仍有不少，遂检其重要者计校语八则、句读三十九则、专名号九则凡五十六则条列如下，谨供再版时参考。

略论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为了取得基督教远征中国的成功,利玛窦紧紧围绕“打消明人疑虑,融入当地社会”与“赢得学术声誉,跻身社会上层”两大策略展开其传教活动,事实上,这两大策略恰好抓住了中国,尤其是明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事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撰作刊行考略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久为学界所盛称,然此书刊于何时何地,李氏自叙、弟子追述抑或学者称引及之,颇有参差疏误;其撰作出版背景如何,亦少有专门探讨。今考此书属草之时,李氏正因所谓的"故宫盗宝案"避居上海法租界,其出版时间并非《李宗侗著作集》以及其他撰述所主张的1938年、1939年抑或1940年,而是1941年;印行机构也不是上海开明书店,而是北京来薰阁书店。此书之问世,从蔡元培、李石曾以及北大"法日派"成员那里得到各种形式的支持。特别是李石曾、沈尹默长期掌控的中法教育基金,推动作用尤为明显。

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成书及得失考论

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向与惠栋《九经古义》齐名,同被视为经部辑古之学的典范之作。唯余氏此书的撰作刊行过程如何,学术界颇有不同见解;而关于此书刊行后的社会反响与评价,也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当《钩沉》渐享盛誉之时,昔日的作序者王鸣盛、戴震以及戴氏弟子段玉裁发起了对余氏的严厉批判,而余氏弟子江藩亦有专门的辩论回护之辞。除了清人陆续指出的数则瑕疵之外,本文仍有前人所未曾论及的若干原则性失误亟待剖明。

略论朱熹与白鹿洞书院之关系

自朱熹讲学 ,白鹿洞书院之精神始有以特立世间、垂宪后世 ,而朱熹穷于仕途 ,志不得伸 。

馬融注《禮記》説證僞--兼論馬國翰輯佚本之不成立

馬融是否撰有《禮記注》一書,自古頗有疑辭。其書不見於馬融自叙、史志著録及漢唐注疏稱引。惟《後漢書》臚列馬融所注書,將“三禮”囊括其中。《後漢書》中“三禮”一詞凡三見,除鄭玄“通爲三禮”是富於特定含義的實指以外,其餘兩例,即馬融注三禮、盧植解詁三禮,皆是對不確定史事的泛化描述。范曄受陳邵之説影響,誤讀了《鄭志》及盧植奏書的相關記載,而以爲馬融曾經注及《禮記》,但又未能取得實物傳本的證實,故只能籠統言之若此。清人馬國翰博徵典籍所載馬融之説,輯出《禮記馬氏注》一卷。馬輯本的廣泛流布,加大了馬融注《禮記》説的實際影響。但通過逐條梳理考辨可知,馬國翰所輯《禮記馬氏注》完全不能成立。

刘禹锡元稹枕鞭唱和诗系年纪事辨正

在共同的谪宦生涯中,刘禹锡、元稹曾围绕文石枕、壁州鞭的酬赠,互致篇什唱和往还。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诗作于元和五六年间,与元氏因得罪高官阉党而遭遇的江陵之贬有密切关系。事实上,通过分析诗中所题经史故典、风土方物与山川地理可以得知,其真正的创作时间应在元和十三年,唱和的诱因则是由中央人事布局的变动与平蔡大赦令的颁布所引发的仕途转机。编年纪事既有不同,诗中雅意自当别做新解。

马国翰辑佚本荀爽《礼传》证伪

马国翰所辑荀爽《礼传》一卷,尽管在学术史上得到广泛认可,但实际并不成立。马氏对此书的总体定位,盖受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影响,认为是荀爽注《礼记》之作。但通过各方面综合考察不难推知,荀爽此书的训释对象当为《仪礼》。马氏所辑六条"佚文",有五条与荀爽毫无关系,而确为荀爽之说的唯一一条,亦非出自其《礼传》一书。

楚简《曹沫之阵》豫教章新证

楚简《曹沫之阵》是目前为止中国所发现的存在状态最为古老的兵家文献,以往论者对该文献的简支编联和简文释义存有较大分歧,其中尤以豫教章分歧最多。本文从解读其中关键的第25简的性质内容入手,继而对该简中的将军、嬖大夫、大官之师与公孙公子等进行考释,最后为豫教章提供了新的简支编联次序和文义解读,为进一步整理这部先秦兵家文献,也为从新的角度研究先秦军事思想提供参考。

论传世典籍中的官师与出土竹简中的大官之师

楚竹书《曹沫之阵》有"大官之师"一词,与将军、嬖大夫、公孙公子比次论列。论者多据《礼记·祭法》、韦昭《国语解》立说,以为大官之师即依礼得立一庙、身份阶层为士的"官师",由此形成对竹简文义及曹沫军事思想的错误判断。实际上,大官之师一词与古籍旧典中用来泛称一官之长、通常等同于大夫的"官师"义出一辙。而官师问题,本涉及学术史上的诸多公案,或因义解,或因文本,或因字诂,有必要就其原委得失做一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官、大官与大夫阶层之关系以及官、爵、禄三者在考察标准上的是非异同,将有助于对相关简文及其隐含的军事思想形成更为透彻的理解。

“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高层论坛综述

2015年10月31日一11月1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高层论坛在星城长沙召开。来自韩国、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会议主要围绕五经学、四书学、经典诠释三大主题展开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