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浪潮下,新型工业化要求加快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近年来,中国数字技术、数字基建以及智能设备产业蓬勃发展,以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为主攻方向的新兴科技企业不断涌现,加力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然而,当前中国数实融合不充分,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导致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赋能作用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如何全力精准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大力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当前面临的时代命题。本研究对数字化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问题,对国家的重大关切问题做出符合中国实际与时代要求的初步探索。通过研究视角的层层聚焦与逐级放大,递进式地剖析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在宏观层面的战略方向与微观层面的政策落地,加速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本研究面向国家经济主战场,探索新一代技术革命下,产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和“量”齐增,推动了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研究的发展。研究发现,破解产业结构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与经济增速不匹配的困局,首先要在事前权衡生产方式、就业结构以及资源分配;其次要在事后考量战略方向、实施政策与技术选择;同时,宏观层面上要兼顾数字安全与绿色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微观层面上要兼顾地市级、企业级数字化转型的可落地程度。本研究的结论为中国产业数字化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

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脱虚向实的机制与对策

过去一段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呈加速金融化趋势,不利于其聚焦主业,导致系统性风险快速积累。自贸试验区在探索制度型开放进程中,通过增进资产流动性、提升盈利水平、优化信贷配置、稳定预期收益等途径,对高新技术企业金融化进程起到了明显的遏制效应。根据1596家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数据可以发现,随着自贸试验区设立,其资产金融化率的增长明显慢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占比的增长受到的遏制效应最为突出。下一阶段,在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过程中,我们应着重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进企业内外投融资一体化,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强化监管—处置—自救协同的风险防控,从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主动脱虚向实。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吗?——基于2002—2013年高技术17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化时代产业创新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考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2002—2013年间1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发现是:(1)在整个考察期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处于持续改善之中;(2)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4)进一步引入高技术产业的行业异质性变量后发现,在国有产权比重较低、平均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强的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虽能改善创新效率,但是不显著。

融资结构与企业自主创新——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2010—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融资结构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1)内部融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面效应;(2)股权融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自主创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债权融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抑制作用。在考虑企业异质性之后,上述结论对融资约束程度低、年轻和小规模企业同样适用,但融资约束程度高、成熟和大规模企业自主创新则主要依赖于内部融资。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融资结构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控股的企业中,融资结构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在私有产权的企业中,企业自主创新主要依赖于内部融资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对企业自主创新产生负面效应。本文还发现,企业集团化经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融资结构与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在企业内部融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应该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水平,以达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的目的。

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不断扩大，FDI合同项目数、合同外资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快速增长。截止到2011年，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金额64999亿元，占当年投资总额的73．5％，FDI已成为拉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不同来源地FDI在高技术产业间的结构性倾斜加剧了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但与国家引资政策的要求相悖，而且阻碍了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溢出效应的吸收。从这个意义上看，新的形势下，已有必要重新审视FDI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影响，更深入地了解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制定差异化引资政策，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

信息化提高了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中国1979—2014年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测算了1979—2014年中国分行业ICT资本存量、非ICT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发现:(1)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当信息化与国民经济中的资本深化相伴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信息化的贡献越大。(2)市场化程度提高能够进一步释放信息化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从而显著增强信息化对TFP的积极影响。(3)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越大。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在加大ICT资本投入、促进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诸多互补性条件的配套实施,进一步提升工业化水平,扩大机器设备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培养是充分发挥信息化积极作用的基础和保障。

市场环境、企业家能力与企业的绩效表现——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绩效表现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环境与企业家角色。文章利用中国大陆28个省份1996—1999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对有关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几种流行观点进行了检验。研究的主要发现是(1)以企业家学历刻画的企业家能力的贡献并不显著,表明以往研究中企业家私人活动的作用可能被高估,民营企业发展的“先天不足论”缺乏合理的经验基础;(2)地区市场规模、地方政府行为等市场环境构成因素与民营企业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间接支持了韦伯的“只有在拥有了一套恰当的制度安排后企业家才能变得活跃起来”的假说。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的西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求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推动西部开放型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在海运主导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西部开放型经济表现出规模与竞争力相对不足、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较低、营商环境有待优化等特征事实。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西部开放型经济能够规避竞争力较弱、内外联动性不足等传统劣势,面临着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机遇。瞄准建设服务业开放高地、向西开放门户、进口吸收转化聚集区、技术—制度融合创新试验区等潜在定位,西部地区可通过推动对外开放与区域统筹发展相联动、多层次高质量开放大通道建设、市场主体与开放管理体制协调优化,以开放创新为牵引促进联动化、联通化、市场化相耦合,使开放型经济逐步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向规则制度型转变的高水平发展。

声誉约束、国家强制与企业的交易行为

本文扩展了经济转型条件下声誉约束机制与国家强制机制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章将导致国家强制失灵的诱因区分为技术性和内生性两类。通过一个动态博弈框架,文章证明,声誉约束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填补国家强制在技术层面上失灵留下的契约“空隙”,面对机会主义行为诱发的国家强制低效则显得无能为力。进一步地,当国家机会主义盛行时,交易双方企业就会产生寻求政府庇护的激励。文章还发现,在国家强制不到位的情形下,对声誉约束的依赖容易形成不同地区间企业交易行为与交易效率的差异。最后,来自浙江与陕西两省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经验证据进一步为该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实质性内容。

社会保障、企业家精神与内生经济增长

创新型经济的本质要求在于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引入社会成员的理性职业选择过程,刻画了社会保障对激发企业家精神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检验了社会保障的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增长效应。本文发现:①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与TFP之间呈现U型关系,目前社会保障水平已超过U型曲线的拐点,对TFP表现为正向作用;②当人力资本和市场化水平提高时,社会保障的积极影响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保持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

产业所有制结构变化与产业创新绩效改善--国有企业为主的产业所有制结构就一定不利于产业创新吗?

本文利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06—2014年产业层面的数据估计了产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产业创新绩效的效应。在控制住产业规模、产业利润率和资本密集度等因素的影响后,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1)中央政府控股企业比重的变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2)地方政府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比重的变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3)分时期考察发现,在2006—2011年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股企业比重的变化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面效应,民营企业比重的变化与产业创新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2012—2014年间,中央政府控股企业比重的变化与产业创新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控股企业比重的变化对产业创新绩效具有负面效应,民营企业比重的变化与产业创新绩效之间不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程度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充分利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政府控股企业的先天优势,适度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业集中度,确保金融资源(股权融资)和政策优惠(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优先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创业型企业的创新需求。

人口结构变化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工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动力源泉。工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国的资源禀赋，特别是一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则是内生于一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2000-2011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在控制了R＆D经费支出和医疗卫生费用的影响后，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与工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并没有起到缓解人口老龄化负面效应的作用；（2）因教育结构优化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结构老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全面提高城镇新增劳动力的素质。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变人力资源“红利”为人才“红利”，应是制定新时期工业竞争力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再升级战略

新技术革命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技术相互融合的范围、深度进一步扩大;通过不同领域技术的融合,形成有别于传统产业的新型高端产业;高端产业间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以区域为中心,以创新为根本的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西方工业化国家为了加快实现发展高端产业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优先发展的新兴技术和先进的制造部门,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工业研发投资与人力资源培养的政策。可以预见,工业再升级战略将从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两个方面大幅提高西方国家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在新一轮的工业升级竞赛中,中国要积极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制定应对战略,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进一步缩小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距。

市场环境、企业家能力与企业绩效

本文探讨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环境与企业家角色,主要的发现是:(1)以企业家学历刻画的企业家能力的贡献并不显著,表明以往研究中企业家私人活动的作用可能被高估,民营企业发展的“先天不足论”缺乏合理的经验基础;(2)地区市场规模、地方政府行为等市场环境构成因素与民营企业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间接支持了韦伯的“只有在拥有了一套恰当的制度安排后企业家才能变得活跃起来”的假说。

官商结盟的体制效应——以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为例的分析

开放经济条件下,在一个相对集权的体制中,为规避潜在的风险,民营企业通常会采取"消极适应或积极适应"两种发展形式。"以牺牲企业对外部(技术、市场)变化适应性为代价换取产权安全"的消极适应型发展的直接后果是使得政府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努力受挫。与消极适应型发展模式不同,一些民营企业会选择积极适应型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寻求官方庇护的政治方式来确保创新收益安全,企业发展与滋生腐败之间极易发生联系。"‘腐败’成为企业发展‘润滑剂’"现象的出现,侵蚀了国家政治体制,加剧了政府和社会大众的不满,客观上加大了企业发展面临的潜在风险。体制"怪圈"的形成,既不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又极可能引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本文分析表明,只有将民营企业从坏体制"始作俑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才能破解体制怪圈。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民营企业"既是被需要的,同时又是被歧视的"尴尬处境。中国近代史上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案例为本文假说提供了丰富的实质性内容。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

如何构建“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近一段时间来一直是国内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综合起来看，现有文献的基本特征仍是以“引进和借鉴”西方理论为主，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够紧跟西方理论前沿。在概念上，公司治理结构是一项(以效率为基准的)关于企业参与者之间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如果考虑到制度变迁的环境，它却是与市场经济原则和个人化的产权规范高度相容的。流行的西方公司治理理论有一个预设前提：外部(产权)制度不能达标，公司治理结构的固有缺陷就无法克服。从这个意义上讲，脱离我国基本制度环境的公司治理理论，难免会失之偏颇。我们应当力求避免用西方的理论方法把中国企业当作西方企业来研究。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以"结构性"减速为背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阶段,但中国式新常态并不是西方媒体所界定的"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悲观过程,而是一种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由失衡转向优化、增长方式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下,科技创新的作用日趋增强,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趋势日趋明显;分配结构失衡的局面逐步扭转,共享经济福祉的包容性增长正在形成。发展新常态经济,应以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为保障,以自主创新为重点,以结构转型升级为支撑,以提升要素效率为载体,以开展多边贸易合作为契机,努力发展新常态经济。

产业互补、协调失灵与企业的关联创新

循着杨格"不同产业的发展互为前提"的理论传统,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产业互补关系的理论框架,刻画了企业关联创新均衡的形成机理。本文将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体系分为生产资本品的上游产业与生产消费品的下游产业两大类,不同产业中的企业各自独立做出创新决策。下游产业中的企业依据内生于人均收入的消费偏好变化提供创新(消费)产品,进而引致了对上游产业创新(装备)资本品的需求。若上下游产业的创新需求是一种公共知识,所有企业均会选择一个高水平创新努力,形成的创新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引入不完全信息后,企业创新预期不确定性(危险)增加,因面临协调困难,企业创新激励减弱,最终会形成一个次优创新均衡。产业政策运作的潜在收益在于,通过为潜在创新者提供相关信息,进而帮助企业克服所面临的协调障碍,尽可能缩小最优的关联创新均衡与分散决策导致的次优关联创新均衡之间的距离。

优惠政策、财政分权与民营企业的绩效表现——基于浙江与陕西经验的比较分析

文章利用浙江和陕西的经验数据估计了财政分权制度及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供给水平对转型期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相关贡献。文章的主要发现是,由财政分权制度引发的地方政府激励差异对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贡献并不像已有文献强调的那么显著;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中,税收和融资政策贡献较为显著。文章的结论进一步揭示,与优惠政策本身相比,尽快从上到下形成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执行体系,保证兑现政策政府与企业投资之间的交易承诺可能更具实质性意义。

地理差异、战略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绩效——一个基于浙江与陕西经验的比较分析

与单纯强调“是否节约运输成本、靠近中心市场以利于技术信息获取”的静态自然地理决定论有所不同 ,本文提供了一个动态框架 ,认为应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解读自然地理差异对东西部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源于自然地理差异的人口压力、国家战略对民营企业构成的约束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 ,民营企业发展绩效是内生于人地矛盾和国家发展战略变化的。理论逻辑延伸的一个重要结论是 :对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家而言 ,企业发展模式与发展绩效似乎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这意味着 ,只有减轻西部民营企业面临的战略性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