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娱乐节目理念在我国的“中介性扩散”

国外媒介直接进入中国大陆的同时,其媒介运作理念对于我国媒介生态有着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借助“中介”性的媒体逐渐扩散到大陆其他同类媒体。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部分媒体充当传播中介。经由了中介媒体的西方媒介理念,其流通呈现加速趋势,更易被接收者结合至媒体操作层面。本文以两个娱乐节目为案例,阐述西方娱乐节目理念在我国的“中介性扩散”,并作以传播学的分析。

施放“决策气球”与公共政策制定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正逐步演进为“参与性社会”。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中,相关部门开始改变过去“谋”与“断”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出现了通过施放“决策气球”来测试民意的趋势。本文通过回顾典型事例,结合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论证施放“决策气球”是有必要的。对此,新闻媒体应该跳出陈旧观念的樊篱,充分地运用“平衡”的报道策略,积极地、负责地参与报道。

不同理念导致不同实践——“非典”报道与禽流感报道的比较研究

在突发事件报道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理念:一种是负面信息封锁理念,可以“非典”危机前期的传媒表现为证;另一种是负面信息疏导理念,可以禽流感的报道作说明。不同的理念导致不同的实践。实践证明,传媒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能够避免社会恐慌、化害为利。

从五个量化研究看加强舆论监督的必要性

本文在五个有关舆论监督的量化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从四个方面来阐释我国舆论监督的实施情况:舆论监督报道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舆论监督报道的批评力度有待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执行舆论监督报道的一些障碍。论文在此基础上认为:我国的新闻媒介还没有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舆论监督的责任;舆论监督的困难主要在于某些地方权力机构的冷漠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要加强舆论监督,需要正确看待社会心理承受力和社会稳定问题。

澳大利亚《信息自由法》评析

政府信息和文件一直被视为是政府机关的财产而由所掌握信息的机构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公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知情权的概念逐渐形成共识,并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一项基本人权得以保障,在新闻媒体和公众的推动下,澳大利亚开始重视保护公众知情权,并相应地制定了有关信息自由的法律以公开政府信息,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魏则西事件“竞价排名”主要法律问题探析

魏则西是西安某大学2012级学生，2014年4月查出患有恶性肿瘤滑膜肉瘤，2016年4月病情恶化去世。患病期间，魏则西曾在北京武警二院进行了4次“生物免疫疗法”治疗，共花费20多万元。2016年3月底，魏则西将自己的求医经历在知乎网站发布，称去北京武警二院就医受到了百度搜索、央视相关节目的影响。

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它可以包括对党务、政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这里所谈的舆论监督,多是就其狭义来说的,指运用传媒对各种腐败现象、腐败行为、腐败分子的监督。提高新闻媒介监督腐败的自由度极其重要改革的实践证明,加强舆论监督,从改革一开始,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无论何时都应该是紧抓不放的。原因在于:其一,我国的政治体制不怎么讲究分权制衡(这是由我们新旧国情决定的),因而我们对付权力腐败的办法不很多。其二,市场经济带来人们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和利益多元化。

论作为信息产业的传媒业

信息产业分为信息商品和信息技术两大部分。传媒业是信息产业的龙头和核心。信息产业对信息的筛选是低强度的。信息的完整性与信息量的大小、以及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成正比。信息越完整 ,信息量就越大 ,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就越强。我国的传媒业只有作为信息产业发挥作用 ,才能形成信息丰富、灵通 ,决策及时、有效的经济建设环境 。

推进舆论监督的三项举措

对浙江、湖北、云南三省的省报、地(市)报、县报舆论监督报道进行调查,发现报纸舆论监督的强度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报道的要求极不相称。虽然舆论监督的开展存在不小的难度,但有些地区和媒体已经突破各种束缚,对舆论监督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制定舆论监督的法规,跨地域监督,党政组织切实支持舆论监督。

电视娱乐节目“平民造星运动”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

“造星”“选秀”节目,作为省级卫视的“杀手锏”,在与央视三套的博奕中,卓有成效。同时,它也成为年青人追逐的目标,因为那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才艺的舞台,可以圆自己的一个“明星梦”。但伴随着节目的成功,负面的影响也不期而至。

新闻投融资体制创新论

丁关根同志在今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要积极主动,加大力度,深入创新,稳步推进”时,提出了4个“创新”的任务,“投融资体制创新”便是其中之一。我国加入WTO在即。西方敌对势力会认为这是对我实行“分化”、“西化”的大好时机,他们的媒体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把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观、生活方式等,强行输入我国。这对我们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为已任的新闻传媒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那么,直面新形势,我们如何应对?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新闻宣传的任务,一个前提是要我们的媒体能够与西方大国媒体抗衡,在竞争中站住脚,而且不断壮大自己。要实现这一点,最基础的工作是把我们的媒体做大、做强。所谓做大、做强,指的是经济实力的强,媒体规模的大。经济实力如何才能强?规模又如何才能大?这就必须走“投融体制创新”之路。我们现在组建了不少报业、广电集团,可能还将组建更多的这样的集团。它当然是媒体做大、做强的一条好路子。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小舢板的集合是不可能组成联合舰队的。质言之,我们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如果仅仅是一些小媒体的简单集合,而不是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不在投融资体制上有所创新,那么。

市场经济下的新闻事业改革

92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去广东参加现场短新闻评奖活动归来,曾经对《学报》朱光烈老师谈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新闻事业如何改革的想法,并表示拟立项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投融资体制创新中的传媒股份制探析

新世纪伊始，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要积极主动，加大力度，深入创新，稳步推进。”其中明确列入了“投融资体制创新”，这是深入创新的着力点之一。对于资本经营这一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过去我们是回避它的。但是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与深化改革的实践越来越表明，要绕过这个坎是绕不过去的，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事实上，一些新闻媒体开拓者已在探索中“摸着石头过河”了。 如今，我国“入世”在即，形势逼人。面对这一新课题，迫切需要我们立足国情实际，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与做法，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创新上做出积极的努力，这既是新闻传媒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创造条件壮大自身，参与国际新闻传播竞争的必然要求。 本期先刊发孙旭培、支庭荣撰写的文章，希望有助于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