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酒文化认知与建设策略研究——以“中国酒都”宿迁为例

酒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酿造技艺、酿酒原料、酒品本身、品牌价值、饮酒礼仪、社交习俗及相关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体现了特定地域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价值。近年来,宿迁市委、市政府实施了“中国酒都”建设战略,旨在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一举措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体现。

易代诠释焦虑下的"文献"应对——以"傅山之叹"的生成与改写为例

明清鼎革引起的认同危机促使清初士人从有类似处境的元初儒士那里寻找自我诠释的历史资源,“许衡、刘因论”是其中的经典题目。傅山家训以刘因作为自身形象的反比拟,彰明其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用世态度,是“傅山之叹”的初始语境。后经全祖望所撰传记文《阳曲傅先生事略》的剪裁,挪置于傅山进京的不仕宣告中。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未刊传稿可知,缪荃孙等人在清史编纂三易其稿的过程中补入“许衡”二字,将“傅山之叹”最终推向政治实践的诠释维度。此则言论材料从家训语录(子部文献)到传记文(集部文献)再到史稿、史传(史部文献)的“旅行”历程,不仅绘制出有清一代不同时期易代想象及其表征——遗民认同的衍变轨迹,还生动呈现了“文”(文本)与“献”(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初地方官金镇的方志修纂与文学世界

清初历任河南汝宁与江南扬州两地知府的金镇,先后主持修纂康熙元年《汝宁府志》与康熙十四年《扬州府志》。清初地方官修志大多来自朝廷功令的要求,然而作为循吏的金镇受其个人经历、文学交游、地域想象、自我形塑等因素影响,前后两部志书的编纂却采取了不同的修志策略,并在志书自序中透露出十分显豁的“非功令性”,即官方行为中的私人趣向。金镇的个案还为易代之后文坛整合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侧面,像他这样以文章自命的地方官还有许多,记忆的磨损将他们的文人面相汰洗殆尽。通过考察由地方官深度介入的方志修纂,庶几有助于重建这些被忽略的制度性流动者的文学世界。

从“学官不下州”到“县学设教谕”:元初地方学官体系的再造

忽必烈混一南北之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的县级官学推广设立“教谕”一职,主管一县学事(偶亦兼摄政事),改变了唐宋以来“学官不下州”的地方官学治理格局。元朝以此为基础,重新为士人阶层设计了一套以教谕、学录等低级学官为仕途起点的官僚迁转系统。随着科举的复行以及元末政局混乱,其变革的尝试虽然最终归于失败。然而,在元代特殊的文治政策影响下,元代地方学官不同于前代同侪,成为倾向大一统政治权威的新型地方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