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治理背景下的公共服务管理和合作生产

从规范性角度讲,公共服务周期的各个阶段都提倡合作生产。然而,此前的实证研究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合作生产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几乎没有人关注合作生产如何在多层治理背景下出现。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填补这一空白,辨识那些在多层治理背景下支持合作生产的动因和组织管理问题。我们的实证分析基于对自闭症儿童服务的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合作生产出现于组织之间的安排,当事人之间信任的建立在合作生产方式的培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信息公开到可预测性:通往民主治理之路的透明度——以罗马尼亚为例

本文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评估国家层面上的透明度。这个框架区分了透明度的三种不同含义:信息获取、双向沟通、可预测性或者基于明确和公开规则的决策。每一种含义都代表更高要求的透明度形式,它们都与民主问责和法治联系在一起。本文以罗马尼亚为案例,阐述了在一个相对较新的民主国家里,如何使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来评估透明度的发展演化。

导言: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特刊

这篇介绍性文章讨论了合作生产(coproduction)的主题并对特刊进行了概括。我们特别解释了一些对合作生产概念的不同用法,将合作生产的焦点概括为公共服务代理机构与市民用户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合作,并结合背景理解合作生产,特别关注合作生产发生的法律背景。

乌干达公务员对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角色的认知

本文研究了乌干达公务员对于公共服务提供中公民角色的认知。换句话说,我们考察了那些公共服务提供者对服务对象所产生的实际的和预期影响的一些看法。为此进行了一项聚焦于乌干达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实证研究。本文结论是,由于公民角色中存在众多张力,乌干达公务员认为服务对象还未充分参与到对优质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提供当中。如果没有一种支持公共服务能力建构的文化在各个层次的发展,包括社区层次和个人服务对象的层次,那么在乌干达更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是不可能的。

执行陷阱:地方层级与多样化政策

地方层级在制定其本地的移民政策时更加自信和独立,有时还在移民融合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理念,这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然而,直至今日我们对城市一以贯之地执行这些哲学理念的真实能力知道得很少。本文通过欧洲各自治市对移民融合的治理进行了特定层级的研究。本文聚焦采用多样化政策的城市,并且对政策形成和执行中的多样化含义进行比较。在确认了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利兹等城市存在着多样性政策的执行偏差之后,本文认为,对于移民治理问题,各个城市在制定其各自的理念和概念时或许变得更为独立和自信,但这并不意味它们也一以贯之地执行这些理念。对于执行偏差以及各城市在连贯地执行这种政策时所表现出的不同能力,本文找到了两种解释因素。

“规模”之外:西班牙城市协会能够战胜碎片化吗?——以加泰罗尼亚为例

西班牙地方体制高度碎片化且存在大量地方管辖机构。能够缓解这一状况的办法之一就是城市协会,通过协会,市镇成员得以更好地提供服务,同时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过市镇的人口规模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规模的其他维度(例如成员的数量、制度化水平)也很重要。本文通过研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城市协会,分析关键因素及解释变量,探讨有关规模的不同维度。

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现代化和协同化的挑战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被认为是通向政府会计现代化的道路,很多国家已为采用该准则付出了努力。本文的目的在于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促进和阻碍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因素,以及采用这一标准的主要益处。本研究方法基于发给美洲以及欧盟各国的用于构建结构模型的问卷。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可比性和现代化是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直接益处,无论是该标准的采用国还是非采用国都认可这些积极影响。这证明欧盟委员会近期开展的协同化进程是必要的。

后《里斯本条约》时期的欧盟问责制

本文总结了后《里斯本条约》时期(以下简称'后里斯本时期')的最新条约对欧盟问责制'工具箱'的补充。研究表明,旧的决策工具比新工具更具责任性,在一些领域里,决策机制正朝着去责任化的方向发展。这篇介绍性的文章回顾了欧盟问责制度的演进,介绍了将影响欧盟问责制的'后里斯本时期'的关键要素,这些被其他文献忽视的要素包括:授权法案、经济治理和监管评估。本文详细讨论了上述要素,并强调了问责制得到加强的程度。最后,文章阐述了如何将这些条约应用于当前欧盟问责制的大背景中,并对这种局面如何发展进行了探讨。

领导力与激励:对变革型领导能力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定性研究

变革型领导人致力于为员工们阐明共同的愿景,并长期坚持这一愿景,这有望提高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即倾向于造福他人和社会的动力。基于48项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16名儿童保育中心领导者及其32名员工)以及对这些儿童保育中心进行的为期16天的观察,本文调查研究了变革型领导能力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联。当领导者能够阐明并坚持组织的共同愿景时,其员工就更有动力为社会和他人做贡献,这种动力往往减少了家长式管理,而是更注重对社会的贡献。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变革型领导能力是否会提高公共服务动机,还要考虑它如何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