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

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交叉地带,当代美国医生作家把医学目视内转到自身,通过自白叙事、成长叙事和他者叙事三种叙事类型表达对医学话语规训下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其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内省性。在文学空间里,他们质疑并解构指定其社会角色的规定性话语,在演绎新的自我的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文学表现促使新的社会期待的产生。

异托邦中的异托邦: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的空间叙事

当代美国医生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性写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其书写的重要场域——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异托邦;其次,医生书写创造了一个诗学空间来抵制理性至上和科技至上的职业规范以及社会规范。医生作家尝试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边缘空间,展示医院这个异托邦里各种关系构成的权力网络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后果。医生书写同时也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试图从边缘空间介入现实,建构新的自我的有益尝试。

论当代美国文学与医学的跨界融合

当代美国医生作家作为一个新兴书写群体彰显了文学与医学这两个不同学科在当代语境下的跨界互动。通过叙事,医生作家希望在医学与文学的交叉地带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并尝试对传统医学话语霸权相关叙事进行改写。但是文学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并不意味着界限的完全消失,而是代表着两个学科间存在着某个跨越两者原来界限的阈限空间。学科间的壁垒、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自我多重身份的冲撞在医生作家的划界、跨界或者破界行动中得到消解、消除和缓和。

情动研究视野下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

当代美国医生书写,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都具有很强的自白因素。传统的自白式解读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特点,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新兴文类的概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此种解读进行细化和深化。该文在当代情动研究相关理论的观照下,通过具体文本的解读,厘清情绪和情动的区别和联系,从情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分析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对疾病经历的情动反应,展示情动如何在文本内外把医生作家、病患、医疗际遇和读者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个情动社群,从而体现文学的能动性和潜力。

从景观生活到日常生活——景观社会理论视域下唐·德里罗的《K氏零度》

在《K氏零度》中,唐·德里罗探索了当代美国社会生活如何被物化为一道消费景观,以及如何以日常生活的切身体验抵制景观权力。景观社会借助无所不在的媒介影像隐秘地操纵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当人们沉迷于景观社会的幻影时,德里罗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小说主人公竭力从日常生活的具身体验中,获得最本真的生命体验,以此抵御景观社会所造成的种种去身体化后果。

佛吉斯回忆录《我的国家》里的艾滋病叙事

本文从文学与医学的跨学科视角,重点考察美国当代印度裔医生作家亚伯拉罕·佛吉斯的回忆录《我的国家》里的艾滋病叙事。本文认为佛吉斯和他的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他者身份为他们相互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契机。虽然佛吉斯的艾滋病叙事有着不可避免局限性,但他的书写有力地刺痛了同性恋仇视者的神经,挑战了异性恋者的霸权政治,并使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社群从不可见逐步向可见转变。

从叙事视角的切换看麦卡锡《上帝之子》中的道德取向问题

关于麦卡锡《上帝之子》的解读,学界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该作品中对暴力的过度呈现是否体现了一种道德价值取向的缺失,而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便是巴勒德这个人物形象到底值不值得同情,或者值得几分同情的问题。以故事中叙事视角的不断转换为切入点,本文认为麦卡锡并不希望读者对巴勒德以及他的社群进行居高临下式的批判,同时也不希望读者站在某个高度去同情巴勒德这个社会弃儿。麦卡锡引领读者去见证并经历事件过程,通过移情作用的同感共鸣去填补人物内心的空白,并从巴勒德身上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或者不愿意去看的人性的种种可能性,从而主动去建构与巴勒德的联系。

在边缘上写作——当代美国医生作家评介

虽然文学史上不乏契诃夫及威廉姆斯（WilliamCarolsWilliams）等优秀的医生作家，但医生作家作为一个写作群体活跃在美国文坛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医生作家群体的出现与现代西方医学、尤其是生物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仪器设备、各种数据和医学影像等经常把人简单粗暴地病态化和抽象化为某一种病或者某些病症，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客观理性的职业要求的存在，医生也往往被机械化了，成了对付疾病的工具。

“我记不住了……,我写的”:美国疾病叙事中生活经历与叙事艺术的混合（英文）

本文以美国诗人露西·格雷丽的疾病叙事《脸的自传》及其好友为该书所写的后记间的叙事冲突为例,剖析在生命写作过程中传主如何通过艺术手法对自身经历进行再加工,重点指出传主对病痛事件的筛选及艺术再现既有主流社会对积极向上题材作品的需求,又有病障主体本身的种种特殊因素参与。传主回忆苦难经历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再创造或者重构的过程。虽然这种构建跟事实不尽相同,但这为传主寻求属于自己的故事以及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良好契机。同时,格雷丽的叙事为我们重新思考生命写作,尤其是疾病叙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问题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