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甲双胍和瑞格列奈对2型糖尿病空腹高血糖的控制效果

目的探讨二甲双胍和瑞格列奈在控制2型糖尿病空腹高血糖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将病程在5个月以上并已接受饮食、运动及药物治疗2个月以上,晚餐后2h血糖<7.8mmol/L,但凌晨3时血糖>6.1mmol/L、晨7时空腹血糖>7.0mmol/L的2型糖尿病病人96例随机分成2组:A组48例,睡前加服二甲双胍片0.5g;B组48例,睡前加服瑞格列奈片0.5mg,治疗2周,观察各组间治疗结束时空腹血糖情况及血糖偏低情况的发生频率。结果睡前加服二甲双胍或瑞格列奈均可降低空腹血糖。A组空腹血糖从9.0±1.15mmol/L降到6.17±0.99mmol/L;B组空腹血糖从8.99±1.06mmol/L降到6.12±1.29mmol/L,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但治疗中二甲双胍组凌晨血糖偏低情况的发生频率(2/46)低于瑞格列奈组(9/43),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结论对空腹血糖控制不良的2型糖尿病病人,睡前加服二甲双胍片是一种安全、有效和简便的治疗方法。若采用睡前加服瑞格列奈治疗,应警惕低血糖的发生。

睡前皮下注射中效胰岛素加口服二甲双胍片治疗空腹高血糖

目的探讨睡前皮下注射中效胰岛素和/或睡前口服二甲双胍片在控制2型糖尿病空腹高血糖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将病程在6个月以上并已接受饮食、运动及药物治疗在2个月以上，晚餐后2h血糖〈7．8mmol／L，但凌晨3时血糖〉6．1mmol／L和晨7时空腹血糖〉7．0mmol／L的2型糖尿病患者120例随机分成三组：A组40例，睡前皮下注射中效胰岛素，剂量根据血糖调整；B组40例，睡前口服二甲双胍片0．5g；C组40例，睡前皮下注射中效胰岛素4U加口服二甲双胍片0．5g。治疗14d后，观察各组患者空腹血糖控制情况及凌晨低血糖和血糖偏低的发生情况。结果三种治疗方法均可有效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但C组与B组相比，更能有效地降低空腹血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组与A组相比。降低空腹血糖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发生凌晨低血糖和血糖偏低的情况却明显少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空腹血糖控制不良的2型糖尿病患者，睡前皮下注射4U中效胰岛素加口服二甲双胍片0．5g是一种患者容易掌握的安全、有效、简便的治疗方法。

浙江省2014-2015年度居民癌症风险评估及筛查结果分析

目的分析浙江省部分城区2014—2015年度居民癌症高风险率、筛查率和检出率,为开展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项目实施范围选在宁波市海曙区、江北区、江东区和衢州市柯城区,针对40-69岁常住户籍居民,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接受有关癌症的流行病学问卷调查和高风险评估。评估出的高风险对象免费接受肺癌、肝癌、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和女性乳腺癌的临床筛查,分析评估五大类癌症的高风险率、筛查率和检出率。结果总计共完成47 827例调查对象的有效调查问卷和风险评估,其中肺癌、肝癌、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和女性乳腺癌的高风险人群检出率分别为16.99%、11.82%、22.04%、9.21%和9.93%,其中单癌种、两癌种、三癌种、四癌种和五癌种同时高风险的比例依次为26.38%、11.2%、3.65%、1.12%和0.28%。五大类癌的筛查参与率分别为肺癌36.68%、肝癌24.58%、上消化道癌20.17%、大肠癌32.36%和乳腺癌60.71%,其中单癌种和两癌种及以上的筛查率分别为67.62%和32.38%。肺癌或疑似肺癌检出率为1.04%,乳腺筛查BI-RADS分级4-5级检出率为3.74%,上消化道癌筛查检出率为0.14%,疑似肝癌筛查检出率为0.04%,大肠癌筛查检出率为0.23%。结论需进一步完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技术策略与实践,提高筛查和早诊早治效果,提高全民的癌症防范意识。

伴胸腺增生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CD细胞亚群分析

目的通过比较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伴胸腺增生和不伴胸腺增生及正常人外周血中CD细胞数,探讨伴胸腺增生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CD细胞亚群在发病中所起的作用。方法选择31例初次确诊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17例伴胸腺增生,14例胸腺正常)和18名健康体检者,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中CD_3^+,CD_3^+CD_4^+,CD_3^+CD_8^+,CD_3^+CD_4^+/CD_3^+CD_8^+,CD_3^-/CD_(16+56)^+,CD_(19)及行胸腺CT检查。结果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不论是否伴有胸腺增生,较正常对照组CD_3细胞总数下降,CD_3^+CD_8^+减少;CD_3^+CD_4^+,CD_3^+CD_4^+/CD_3^+CD_8^+及CD_(19)增高(P<0.01)伴胸腺增生与胸腺正常组相比,CD_3^+,CD_3^+CD_4^+,CD_3^+CD_8^+,CD_3^+CD_4^+/CD_3^+CD_8^+,CD_(19)无明显变化。CD_3^-/CD__(16+56)^+,则在甲状腺功能亢进伴胸腺增生组较胸腺正常组及对照组均明显减少,而胸腺正常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区别。结论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中,CD细胞亚群异常;而CD_3^-/CD_(16+56)^+6细胞的减少,对伴有胸腺增生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理生理过程可能有重要影响。

宁波市区40岁以上人群糖尿病的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宁波市区40岁以上人群糖尿病（DM）的患病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方法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宁波市海曙区及江北区1 294位40-69岁的居民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1 294位居民中DM患病率为20.94%,包括新发DM 5.72%,既往史DM 15.22%,男性患病率（24.91%）高于女性（17.74%）,DM前期患病率为18.3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收缩压、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是DM的独立危险因素（〈0.05）;而DM前期的独立危险因素是年龄、收缩压（〈0.05）。结论宁波市区DM的患病率呈快速增长趋势,年龄、收缩压及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可能是DM的独立危险因素。

我国城市居民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现况及服务支付意愿分析

目的 了解未参加过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的城市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现况及对癌症筛查费用的支付意愿情况，从潜在筛查服务需求方的角度探索癌症筛查工作的可持续性。方法 2014-2015年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16个省份项目点，采用多中心横断面方便抽样方法对目标人群开展纸质问卷调查；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最终完成合格调查16 394人。调查对象中做过癌症筛查的居民占12.1%（1 984人）；对癌症筛查服务利用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为60~69岁（OR=1.27，95% CI：1.13~1.43）、女性（男性OR=0.56，95% CI：0.50~0.62）、学历偏高者（高中/中专OR=1.51，95% CI：1.35~1.70；大学及以上OR=2.10，95% CI：1.36~3.25）、事业单位等和企业单位等职业的人群（企业人员等OR=1.32，95% CI：1.06~1.64；事业单位人员等OR=2.85，95% CI：2.26~3.59）、收入偏高者（6~15万元OR=1.55，95% CI：1.39~1.73；≥ 15万元OR=2.57，95% CI：2.09~3.15）、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公费医疗（OR=1.15，95% CI：1.01~1.32）以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商业保险（OR=1.01，95% CI：0.84~1.22）的人群对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率更高。在不考虑费用等因素的情况下，65.8%（10 795人）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癌症筛查服务，且做过癌症筛查的居民对癌症筛查的接受度更高（P〈0.05）。对于多种癌症联合筛查，61.2%（10 038人）的居民愿意付费，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为40~59岁（60~69岁OR=0.80，95% CI：0.74~0.87）、企事业单位等职业人群（企业人员OR=1.32，95% CI：1.18~1.47；事业单位人员OR=1.76，95% CI：1.56~1.98）、收入偏高者（6~15万OR=1.51，95% CI：1.40~1.63；≥ 15万OR=1.95，95% CI：1.60~2.38）及做过癌症筛查人群（OR=2.18，95% CI：1.94~2.46）的支付意愿更高。结论 居民癌症筛查服务利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年龄、性别、学历、职业、收入、医保是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居民有一定的支付意愿，但支付额度有限，年龄、职业、收入、癌症筛查服务利用是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现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城市居民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现况,并探讨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257名研究对象,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524、8016、2289、6428名。对肿瘤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防治知识需求等态度和意识方面的健康素养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不同人群健康素养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我国城市居民的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为56.97%;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和职业人群的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55.01%、59.08%、61.99%、57.31%(P<0.001)。与≤39岁人群、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已婚、东部地区、自评无患癌风险人群相比,50~69岁、其他职业、非在婚、中西部地区、患癌风险自评不清楚者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较低(P<0.05);与男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及社区居民相比,女性、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和职业人群的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均较高(P<0.05)。结论我国城市居民肿瘤防治意识角度的健康素养水平较高,但仍有可提升空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地区、婚姻状况、患癌风险自评、人群分类等是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男性、50~69岁、低文化程度、中西部地区、不清楚患癌风险、无特定环境接触肿瘤防治知识及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是肿瘤防治健康素养应重点干预的人群。

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肿瘤早发现意识现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2015—2017年中国城市早诊早治项目地区居民肿瘤早发现意识现况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257名研究对象,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524、8016、2289、6428名。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收集人口、社会经济学指标、自我患癌风险评价、是否定期参加体检等信息,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近5年未定期体检者体检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研究对象中自评具有患病风险、不具有患病风险、不清楚者分别占27.54%、45.48%和26.98%;其中自评具有患癌风险者考虑体检的比例占79.84%。近5年参加定期体检、未定期体检者分别占65.43%和34.56%。多因素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离婚人群、中部和东部的受访者的参加定期体检的意愿更为积极(P值均<0.05);2014年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3.9万元者、4.0万元~5.9万元者、职业人群、社区居民、现患癌症患者、自评无患癌风险人群及不清楚自己患癌风险者参加体检的意愿较低(P值均<0.05)。结论2015—2017年中国城市早诊早治项目地区居民肿瘤早发现意识较好;婚姻状况、家庭收入、人群分组、自我患病风险评价与近5年未定期参加体检者定期参加体检的意愿相关。

我国城市地区人群癌症筛查需求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未参加过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的城市社区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的接受意愿及对服务模式细化需求，从筛查潜在服务需求方的角度探索癌症筛查工作可持续性的影响要素。方法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16个省份现场，采用方便抽样对当地40～69岁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筛查服务需求意向等。结果最终完成合格访谈16394份，调查对象年龄（53．8±8．0）岁，男性占44．6％。若不考虑费用等因素，4831名（29．5％）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没有需求，常见原因包括要等身体出现异常后才行动（61．8％）、所在单位已提供类似体检（36．8％）、自己不先做风险评估而直接去做筛查（33．O％）等。10795名（65．8％）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有需求，但对筛查机构类型选择倾向不同：43．7％希望提供筛查的机构是综合性医院，36．5％希望是肿瘤专科医院；居民对于机构级别选择也有差异：61．4％的居民希望提供筛查的机构级别越高越好，36．4％则认为机构达到一定级别即可。关于筛查流程，61．5％未接收过筛查的居民认同“先问卷评估阳性后再临床检查”的模式。结论大多数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有需求且倾向筛查机构级别越高越好。应普及癌症筛查知识宣传，并合理引导居民对筛查机构类型及级别的选择期望，建议加强基层筛查能力建设，合理分流居民对筛查机构的选择意愿。

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肿瘤早治疗意识现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城市居民肿瘤早治疗意识及其人口学、社会学等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257名研究对象,其中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524、8016、2289、6428名。调查问卷收集个人信息、肿瘤早治疗态度及影响其态度的原因等信息。比较不同组别早治疗态度构成比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肿瘤早治疗态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假设本人被确诊为癌前病变/癌症,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和职业人群选择积极治疗者分别占89.97%、91.84%、93.00%和91.52%(P<0.001);假设直系亲属被确诊为癌前病变/癌症,4组人群选择鼓励亲属早期治疗者分别占91.96%、91.94%、92.44%、91.55%(P<0.001)。公司职员、家庭年收入4万元及以上者、其他3个亚组人群选择积极治疗意愿相对较高(P<0.05);男性、丧偶、无业人员、中西部地区的受访者积极治疗的意愿较低(P<0.05)。结论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肿瘤早治疗意识较高;婚姻状况、职业、家庭年收入、区域是居民肿瘤早治疗意识的影响因素。

我国城市地区癌症临床筛查服务潜在供方服务意愿调查

目的调查未参加过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的医院相关工作人员癌症筛查服务意愿及原因。方法基于16个省份的项目点，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潜在供方医院（每个城市1—2家），并整群抽取与癌症筛查相关的管理及一线工作人员，开展问卷调查，采用SAS9．4软件进行逻辑核查和数据分析。结果共有31家医院（三级18家、二级13家）的2201名工作人员（管理者508人、一线工作人员1693人）参与调查；受访医院均有一定的筛查业务扩展空间，管理者中有提供癌症筛查意愿者占92．5％，68．3％认为应当由政府承担筛查筹资责任；一线工作人员希望通过项目获得的收获是提升专业技能（72．4％）和物质回报（46．8％），但又担心项目运行会干扰日常工作（42．1％）和物质激励不足（41．8％）；如需加班提供筛查服务，工作人员对不同检查项目单例期望补偿额度肘值为20～90元，其中三级医院是二级的2倍左右。结论专业技能提升和物质激励是潜在筛查服务提供方服务积极性和项目可持续性的保证，在后续的项目开展中应给予重视，加班劳务补偿期望值较高，项目实施中需合理分配机构的工作负荷以更好地控制项目成本。

浙江省城市居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筛查结果报告

目的分析浙江省2013-2014年城市居民癌症高风险率、筛查率和检出率,为开展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在宁波市和杭州市各选择2个市辖区,动员所有40～69岁常住户籍居民,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接受有关癌症的流行病学问卷调查和高风险评估.检出的高风险对象免费接受肺癌、肝癌、上消化道癌、女性乳腺癌和大肠癌临床筛查,分析评估癌症的高风险率、筛查率和检出率.结果共完成41547名调查对象有效调查问卷和风险评估,其中肺癌、肝癌、上消化道癌、女性乳腺癌和大肠癌的高风险检出率分别为14.05%、12.58%、23.28%、11.50%和11.82%.单癌种、两癌种、三癌种、四癌种和五癌种同时高风险的比例依次为29.64%、10.97%、3.41%、1.16%和0.38%.五类癌的筛查率分别为肺癌50.91%、肝癌49.16%、上消化道癌19.55%、乳腺癌56.25%和大肠癌21.75%.肺癌或疑似肺癌检出率为2.42%,乳腺筛查BI-RADS分级4～5级检出率为6.71%,上消化道癌筛查检出率为0.32%,肝癌筛查检出率为0.04%,大肠癌筛查检出率为0.75%.结论需进一步完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技术方案和管理模式,提高筛查和早诊早治效果.

癌症筛查项目人员组成及工作负荷的多中心调查及建议

目的从癌症筛查服务人员组成和工作服务负荷，了解癌症筛查项目的可持续性。方法2014-2015年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16个省份项目点选取2013-2015年所有承担项目的医院（71．1％为三甲医院）、CDC和社区中心，采用纸质问卷和网络调查，访谈对象包括宏观管理人员、具体项目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等，内容包括不同专业人员配备情况、工作人员工作负荷及补偿情况等。结果完成合格调查4626份，年龄（37．7±9．5）岁，男性占31．0％。省份间投人人员数量差别较大，以2012年加入项目的8个可比省份为例，副高及以上人员数量为6人（重庆）至43人（北京）不等；细化不同专业间差别也较大。不同机构来源工作人员中，医院（n=2192）、CDC（n=431）和社区中心人员（n=1990）自报因参加项目工作量增加所致压力较大的占比依次为19．9％、24．6％和34．1％（P〈0．001）。对应不同项目角色分类人员，宏观管理（n=227）、项目具体管理人员（n=376）和一线工作人员（n=3908）自报压力较大的比例依次为23．6％、22．3％和28．2％（P〈0．001）。3244名（73．8％）工作人员为项目工作加班获得报酬或补偿，其中以与工作量挂钩的劳务费（67．5％）和工作量不挂钩劳务费（26．6％）形式最多见。结论省份间人员配置情况提示各现场的组织模式不同，客观能力可能存在差异。若要长期可持续性开展癌症筛查工作，建议筛查工作趋向常规化，减轻社区和一线工作人员压力，提高物质和非物质激励，可设专职人员。

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终板形态改变的X线特点分析

目的:探讨骨质疏松性(OP)椎体骨折终板形态改变的X线特点,提高X线摄片对骨质疏松的诊断准确率。方法:回顾性分析临床和影像确诊的90例60～92岁OP性椎体骨折的X线影像表现。结果:90例OP患者共147个椎体骨折:T5-7:15个,T8-10:33个,T11-L1:76个,L2-4:23个;楔形骨折39个,双凹骨折103个,压缩骨折5个;椎体高度Grade0:7个,Grade1:49个,Grade2:57个,Grade3:34个;上下终板均有中心性凹陷103个,单侧终板中心性凹陷31个。结论:双凹骨折和中心性终板凹陷为OP性椎体骨折特点,分析终板形态改变有助于椎体骨折的鉴别诊断。

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水平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257名研究对象,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524、8016、2289、6428名。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及针对9种常见致癌因素(吸烟、饮酒、纤维类食物、饮食过烫腌制食品或嚼食槟榔、幽门螺杆菌、霉变食物、乙型肝炎感染、雌激素、锻炼)的预防意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肿瘤预防意识的相关因素。结果研究对象中具备肿瘤预防意识者占77.4%,4类亚组人群分别为77.4%、79.9%、77.2%和74.5%。针对9种危险因素预防意识正确回答率为55.2%~93.0%。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和现患癌症患者、初中及以上学历者、共同生活家庭人口数≥3名者的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较高(P值均<0.05);男性、高年龄组(≥40岁)、企业人员/工人和公司职员等、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群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较低(P值均<0.05)。结论中国城市居民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癌症筛查干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共同生活家庭人口数和地区等与肿瘤预防意识健康素养有关联。

我国城市居民对多种癌症联合筛查的频率倾向及支付意愿

目的 了解我国城市居民对常见癌种（肺、胃、食管、肝、结直肠和乳腺癌）联合筛查的频率倾向及支付意愿。方法 2012-2014年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13个省份现场，面对面调查不同付费假设下，实际参加项目的居民倾向的筛查频率、对长期推行每3年1次联合筛查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等。结果 最终完成合格访谈31 029人，年龄（55.2±7.5）岁，近5年家庭人均年收入M值为2.5万元。对于多种癌症联合筛查服务，若完全免费，93.9%的居民选择每1~3年1次的频率；完全自费时对应的比例为67.3%。假设将每3年1次的联合筛查长期推行且需个人部分付费时，76.7%的居民愿意付费，但支付额度超过500元者（联合筛查人均费用约1 500元）仅占11.2%。其余23.3%无支付意愿者主要认为费用难以承受（71.7%）和认为没必要筛查（40.4%）。结论 我国城市参加过癌症筛查的居民对多种癌症联合筛查倾向＂高频＂模式，提示大范围推广的潜在接受程度较高，但需科学评价与正确引导。尽管多数居民对联合筛查有支付意愿但支付额度有限，提示应加强居民对自我健康的责任管理意识，建立筛查服务共付机制时应设置合理比例。

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对肿瘤防治知识的需求、获取途径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对肿瘤防治知识的需求情况、获取途径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32257名,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524、8016、2289、6428名。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肿瘤防治知识需求情况、获取途径及影响其态度的原因等资料。以χ2检验分析不同特征研究对象肿瘤预防知识需求率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肿瘤防治知识的相关因素。结果研究对象整体对肿瘤防治知识的需求率为79.5%,在肿瘤患病的诱因、症状表现、诊断方法防治知识方面,职业人群的需求率最高(P值均<0.001),分别为66.8%、71.0%、20.8%,在治疗方法和治疗费用防治知识方面,现患癌症患者的需求率最高,分别为45.9%和21.9%。肿瘤防治知识获取途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广播或电视(69.5%)""书报、海报或宣传册(44.7%)"和"家人朋友(33.8%)"。与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未婚/同居/离婚/丧偶及其他、2014年家庭年收入<2.0万元人民币、东部地区、未被诊断过癌症、自评有患癌风险人群相比,企业人员/工人、已婚、2014年家庭年收入6.0万~14.9万元、中部地区、患有癌症、自评不清楚自身是否有患癌风险的人群对肿瘤防治知识需求意愿相对较高(P值均<0.05)。结论2015—2017年我国城市居民肿瘤防治知识需求率较高,肿瘤防治知识主要获取途径为广播或电视;职业、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区域、健康状态、患病风险是肿瘤防治需求情况的主要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