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结构和CEO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考察了不同领导权结构下CEO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采用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和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创新投入指标,在控制了一系列影响创新的因素之后,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1)两职分离有利于创新投入;(2)在不同领导权结构下,CEO激励机制均对创新投入有正向作用,其中货币薪酬激励与创新投入强度呈"U"型关系;(3)两职兼任更有利于发挥CEO激励机制对企业研发的驱动作用。在采用相应的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以上结论依旧被支持。

公司治理对创新策略的影响——基于R&D支出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R&D异质性将创新策略分为探索式创新策略和开发式创新策略,运用Logit模型和OLS模型分别考察了公司治理对公司创新策略的选择和对不同创新策略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创新策略选择方面,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的提高有利于探索式创新,而机构持股、独立董事占比和薪酬激励与开发式创新显著正相关。在研发支出方面,独立董事占比和薪酬激励对两种创新策略的研发支出均有正向影响;在开发式创新中,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在探索式创新中,机构持股和两职兼任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应与不同创新策略相匹配以发挥对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为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证经验。

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互联网素养重要吗?

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关系到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实施,也是扩大内需的必要途径。互联网的应用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过程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对此问题的现有研究普遍缺乏深度和广度。研究采用山东、河南、四川、吉林、辽宁5个省份的农村居民的互联网素养和消费行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素养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发展享受性消费占比和发展享受性消费倾向,进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互联网素养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存在丰富选择偏好、放松信贷约束和强化收入预期三条作用机制;互联网素养对农村地区居民家庭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的升级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继续加大信息化数字化硬件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数字化教育培训服务供给的政策建议。

非农就业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已经成为常态,对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体验效用假设,构建了工农要素流动下农村居民的幸福函数,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机制与情境。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但却存在一定的“伊斯特林悖论”关系,即短期非农就业能够显著促进幸福增长,但长期非农就业对幸福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出现停滞或反向抑制状态;其内在机制主要在于非农就业过程中农村居民的需求层次逐渐由生存需要转向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但长期非农就业并不能显著提升外出务工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感知;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在本地非农就业和跨省流动的就业情境下更为显著,在女性群体、高中层次受教育程度群体中相对更高,且伴随农村居民的年龄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基于此,文章提出创造本地就业市场、关注非农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变化、加强非农就业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等针对性政策启示。

做好“五个统筹”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暨党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开创宁夏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需要重点做好五个方面的统筹工作,即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颜值生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

兼业如何影响农户“一家两制”生产行为?——来自全国5省1458个农户样本的经验证据

兼业作为中国农户家庭经营的重要方式,对“一家两制”生产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农户差别化生产的VNM效用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兼业影响“一家两制”的路径与机制,并基于来自吉、辽、鲁、豫、川五个农业大省的1458份农户家庭数据,利用PSM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兼业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促进了农户“一家两制”生产行为。一方面,兼业通过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使其更多地关注安全需求,增加了家庭差别化生产行为,即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兼业使农户家庭农业劳动时间被非农劳动时间替代,减少了农户的田间管理劳动时间,在耕地面积不变且食用自种粮的情景下,减少了家庭差别化生产行为,即替代效应。此外,兼业对“一家两制”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营情境下存在差异,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将有助于降低兼业对“一家两制”生产行为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提高农民收入与促进绿色生产并重、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和巢状市场、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