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肾纤维化的诊断和治疗优化方案

移植肾纤维化是肾移植术后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移植肾的功能和存活率,甚至可能导致器官衰竭和患者死亡。目前关于移植肾纤维化的研究非常复杂,包括免疫、缺血-再灌注损伤、感染、药物毒性等,移植肾纤维化的诊断和治疗依然极具挑战性。本文旨在总结当前研究的最新进展,深入探讨移植肾纤维化的成因以及最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通过提高诊断的准确率和优化治疗方案,有望改善肾移植受者的预后,也将为临床医师更好地管理肾移植受者提供参考。

3D腹腔镜肾盂成形联合超声引导下输尿管软镜碎石取石术治疗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合并肾结石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目的分析3D腹腔镜肾盂成形联合超声引导下输尿管软镜碎石取石术(3DLP-UGFURL)治疗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UPJO)合并肾结石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2017年12月-2022年7月行3DLP-UGFURL治疗的29例UPJO合并肾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3例、女性6例。平均年龄(35.3±13.6)岁。左侧20例,右侧9例,均为单侧发病,其中合并马蹄肾1例。平均体质量指数23.6±3.9。肾盂或肾盏多发结石16例,其余均为单发结石。结石最大径平均(1.2±0.6)cm。轻度肾积水2例,中度肾积水19例,重度肾积水8例。结果29例手术均获得成功,其中3DLP手术时间平均为(84.2±15.4)min;UGFURL手术时间平均为(42.8±15.7)min;出血量平均为(36.9±13.6)mL。引流管留置时间平均为(3.6±1.6)d。尿管留置时间和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为(6.8±1.2)d;术后1个月清石率平均为97.4%;输尿管支架管留置时间平均为2.7个月。随访时间平均为(24.5±10.0)个月。共出现45例次并发症,均为Clavien-Dindo 1级。结论3DLP-UGFURL可以安全有效地治疗UPJO合并肾结石,但仍需长期随访的临床资料对该术式进一步评估。

高致敏二次肾移植患者术前应用硼替佐米行脱敏治疗1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目的总结硼替佐米术前脱敏治疗用于1例高致敏二次肾移植患者的临床经验。方法 1例移植前供体特异性抗体(DSA)阳性的二次肾移植患者,术前应用硼替佐米(1.3 mg/m^2,分别于移植术前13、10、6 d,皮下注射)加低剂量免疫球蛋白。术后采用他克莫司(FK506)+麦考酚钠+甲泼尼龙三联免疫抑制方案,观察患者血清肌酐(Scr)和血尿素氮(BUN)水平、FK506血药浓度、DSA滴度、C3d结合性DSA(C3d-DSA)滴度及移植肾病理活组织检查(活检)等变化,以及不良反应。结果硼替佐米应用后随访12个月,Scr下降并稳定在130μmol/L,BUN维持在3.9 mmol/L,DSA水平明显下降,C3d-DSA阴性。术后4个月和9个月移植肾病理穿刺检测均为C4d阳性,提示慢性活动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患者出现3级周围神经病变。结论术前使用硼替佐米脱敏方案可有效降低肾移植受者体内DSA水平,避免高致敏二次肾移植患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高致敏移植患者术前脱敏治疗可选择硼替佐米在内的综合治疗。

DCD供肾灌注液生物标志物预测肾移植术后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的临床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静态冷保存(SCS)灌注液生物标志物预测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DCD供肾肾移植的64例受者和47例供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受者术后是否发生DGF分为DGF组(7例)与即刻肾功能恢复(IGF)组(57例),比较两组供肾SCS灌注液中4种生物标志物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L-FABP)、白细胞介素-18(IL-18)、肾损伤分子-1(KIM-1)的水平并分析其与DGF的相关性,分析各生物标志物对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DGF的预测价值。结果DCD供肾肾移植受者术后DGF的发生率为11%(7/64)。DGF组供肾灌注液的NGAL水平高于IGF组(P=0.009),供肾灌注液的NGAL水平与肾移植受者术后DGF的发生呈正相关(r=0.430,P<0.001)。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灌注液中的NGAL和KIM-1水平升高对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DGF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均为P<0.05),当联合检测NGAL和KIM-1时,预测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DGF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32[95%可信区间(CI)0.850~1.000],灵敏度为1.000,特异度为0.754(P<0.05)。结论DCD供肾SCS灌注液中的NGAL水平与肾移植受者术后DGF的发生存在相关性,联合检测灌注液中的NGAL和KIM-1水平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肾移植受者术后DGF的发生。

肾移植术后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及研究进展

自从肾移植技术逐渐开展,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肾病的重要方式。肾移植后的1 年生存率由最初的50%增至如今的90%以上,但远期的生存率仍不理想。慢性移植肾失功和患者移植肾带功死亡仍是影响肾移植患者远期生存的主要因素,而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血压等密切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则是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其中,肾移植术后糖尿病(post transplantation diabetes mellitus,PTDM)是器官移植后的一种重要代谢并发症。

肾移植术后淋巴增殖性疾病的诊治分析

目的通过3例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PTLD)患者的诊疗过程,探讨肾移植术后PTLD的病因、临床表现及诊疗措施。方法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从2010—2022年诊治过的确诊PTLD患者3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肾移植患者术后均采用三联免疫抑制方案,移植后至确诊PTLD时间分别为5、6、120个月。三例患者均出现局部淋巴结增大引起的相应位置压迫症状,确诊后给予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辅以利妥昔单抗靶向治疗或化疗,1例患者完全缓解,2例患者病灶明显减小。结论PTLD是肾移植术后的少见并发症之一,预后较差,临床表现具有异质性,淋巴结肿大是本病的典型表现之一,早期完善影像学及组织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及早调整免疫抑制剂量同时应用利妥昔单抗结合化疗等措施可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患者病死率。

单一体位经腹腔入路完全腹腔镜下治疗移植肾同侧自体上尿路上皮癌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单一体位经腹腔入路完全腹腔镜根治性切除移植肾同侧自体上尿路上皮癌的手术技巧和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行单一体位经腹腔途径完全腹腔镜下移植肾同侧自体肾输尿管全长切除+膀胱袖状切除术12例肾移植受者的术中和术后临床资料。其中,男性4例,女性8例;年龄37~74岁。发生移植物同侧自体上尿路上皮癌距离肾移植时间为12~146个月,其中肾盂癌6例,输尿管癌6例。结果:12例手术均在全腹腔镜下顺利完成,围手术期无严重并发症。术后病理检查诊断均为尿路上皮癌,切缘呈阴性。在术后1年出现肿瘤全身转移死亡1例。余11例随访4~65个月,术后1年出现膀胱肿瘤行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2例,术后2年出现移植肾对侧自体肾盂癌再发行根治性切除术2例。11例随访至今肾功能正常,未出现肿瘤复发和转移。结论:单一体位完全腹腔镜切除移植肾同侧上尿路上皮癌,效果良好,既能有效避免移植肾损伤,又具有创伤小、步骤简便、术后快速康复的优点,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技术。

应用肌酐下降率预测心脏死亡供体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

目的探索心脏死亡供体（DCD）肾移植患者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与肌酐下降率（CRR）之间的关系，明确术后早期CRR预测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在北京朝阳医院进行手术的86例心脏死亡供体肾移植患者，收集移植术后第1、2、3天肌酐数据（Cr1，Cr2，Cr3），通过计算213和3日肌酐下降率（CRR2、CRR3），将患者按照是否发生DGF分为两组。计算两组间CRR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寻找最佳诊断阳性界值（cut-off值），以预测DGF。结果在86例DCD患者中，17例发生了DGF，DGF发生率高达19．8％。无DGF组患者的CRR2为（37．5±17．4）％，而DGF组患者为（2．0±2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62，P〈0．001）。无DGF组的CRR3为（32．5±13．1）％，而DGF组患者为（6．8±1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96，P〈0．001）。绘制ROC曲线，当CRR2〈20．7％时，诊断DGF的敏感度为85．5％，特异度为76．5％，ROC曲线下面积可达0．876。同理得出结论CRR3〈17．6％时，诊断DGF的敏感度为89．9％，特异度为76．5％，曲线下面积可达0．872。结论术后早期应用CRR可预测DGF，具有良好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简单可靠，可提早DGF诊断，指导免疫抑制剂方案调整，预防排斥反应，改善预后。

肾移植术后新发供者特异性抗体对受者预后影响的回顾性研究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新发供者特异性抗体(dnDSA)阳性率与HLA错配位点的关系,并探究dnDSA对移植肾长期存活及排斥反应发生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101例肾移植受者的病例资料,按抗HLA抗体和dnDSA检测情况将受者分成三组,分别为抗HLA抗体阴性组(HLA-组)70例,抗HLA抗体阳性dnDSA阴性组(dnDSA-组)23例,以及抗HLA抗体阳性dnDSA阳性组(dnDSA^+组)8例,记录受者移植后排斥反应发生情况和移植物长期存活情况,评估dnDSA对排斥反应发生率和存活率的影响,同时观察发生排斥反应时各组移植肾病理表现的差异。结果dnDSA+组HLA-A、B和HLA-DR位点的错配数均显著多于HLA^-组和dnDSA^-组(P=0.047,P=0.010);dnDSA+组移植物存活率显著低于HLA^-组和dnDSA^-组(P=0.001);dnDSA^+组排斥反应发生率为62.5%,显著高于HLA^-组的8.57%和dnDSA^-组的8.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病理检查结果显示,dnDSA^+组受者移植肾中常伴发微循环炎症反应(肾小球炎和毛细血管炎)及损伤(毛细血管基底膜多层样变)和C4d阳性染色,但瘢痕程度、动脉纤维化和小管间质性炎症均与dnDSA无明显相关。结论dnDSA阳性率与HLA错配位点数有关,dnDSA的出现会降低移植物长期存活率,增加排斥反应发生率,dnDSA所致的排斥反应常伴有微循环炎症反应和C4d染色阳性。

供者血液新型生物标志物在评估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中的应用

目的分析和探讨供者血液中新型生物标物与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的关系,及其预测DGF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进行肾移植术的受者进行观察和评估,收集获取供者器官前12 h内的血液,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供者血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GAL)、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L-FABP)、肾脏损伤因子-1(KIM-1)、白细胞介素18(IL-18)等4个新型标志物。将受者按照是否发生DGF分为DGF组和早期移植肾功能恢复(EGF)组,分别计算两组供者4种新生物标志物的差异,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寻找最佳诊断阳性界值,计算供者血液新型标志物预测DGF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70例受者,术后发生DGF(DGF组)8例,DGF总体发生率为11.43%。DGF组供者血NGAL浓度为(521.01±132.84)ng/ml,EG F组为(299.99±100.03)ng/ml(P<0.001),当NGAL浓度>425.15 ng/ml时,其预测DGF的敏感度为87.5%,特异性为90.3%,曲线下面积(AUC)为0.891。DGF组供者血IL-18浓度为(14.10±12.36)ng/ml,EGF组为(4.61±1.83)ng/ml(P=0.0475),当IL-18浓度>5.345 ng/ml时,其预测DGF的敏感度为1»0%,特异性为64.5%,AUC为0.914。两组供者间血L-FABP、血KIM-1均无明显差异。而供者血肌酐诊断DGF的敏感度为62.5%,特异性为75.8%,AUC为0.692。结论供者血NGAL和IL-18浓度的升高用于预测肾移植术后DGF优于供者血肌酐水平,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调节性巨噬细胞在移植免疫中的研究进展

在移植邻域中,移植排斥反应和免疫抑制剂的毒性反应一直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主要原因。诱导患者移植免疫耐受,脱离免疫抑制剂的依赖是移植方向的共同目标。调节性巨噬细胞是一种独立的巨噬细胞亚型,具有免疫抑制功能,近年,基于免疫抑制细胞为主的细胞治疗用于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研究较多,调节性巨噬细胞联合常用免疫抑制剂在临床器官移植中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肾移植术后妊娠及生育相关研究进展

本综述介绍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肝癌肝移植中的研究进展,总结了近几年国内外对肝癌肝移植术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应用的临床报道,分别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发生排斥反应的相关因素及机制等方面做了详细描述,以期为临床管理人员制定肝癌肝移植术后诊疗计划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