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话语实践的中日《修好条规》

作为被传统朝贡册封体系涵盖的国家按照国际法规定的国与国关系进行近代外交建制的尝试,中日《修好条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相关研究非常丰富,近年来更是引发多位学者对其签约过程、性质和影响进行重新讨论。而本文尝试将其放置在“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视域中展开分析,从《修好条规》谈判及签订过程中知识与权力的联结,条约文本的语言、翻译和修辞等问题出发,重新讨论中日《修好条规》之于近代东亚世界的意义。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探索

高校外国文学课程肩负着实践“文明交流互鉴”的路径和方式,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应积极探索课程教学改革模式,以期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本文立足于外国文学课程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特质,从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教学原则出发,探讨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改革的着力点和实践维度。

金山三年苦:黄遵宪使美研究的新材料

黄遵宪在美国执行排华法案期间,曾任旧金山中国总领事(1882—1885),然而学界对其在北美的任职迄今还鲜有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间由黄遵宪完成的或是与他相关的大量的珍贵手稿,尚未被研究者发掘使用,包括黄遵宪上呈给中国驻美大使的文书、当地英文报纸的报道以及今藏于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的黄遵宪与他人往来信件之手稿。通过对这些新见、罕见的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对黄遵宪在北美的经历做出清晰的勾勒。

成为“经典”之前:对《武士道》三个日译本的考察

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在诞生一百多年后依然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由于作者的日本人身份,英文和日文版《武士道》往往被混为一谈,或者说《武士道》的日译被视作一个“透明”乃至“隐形”的翻译实践。但事实上,《武士道》的不同日译本先后出现于相异的时代语境和历史机缘中,并呈现出若干不同的取向和特征。本文拟以该书前三个日译本为研究对象,钩稽不同的译本如何激活并再生产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论,还原该书在日本本土的经典化之路,从而以新的视角考察以新渡户稻造为代表的武士道言说被整合进日本文化论的过程与机制。

知识建构与情感认同——从《近世爱国志士歌》看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

国内学界关于黄遵宪明治维新观的研究往往将关注点聚焦在《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中,而本文则选取较少被提及的《近世爱国志士歌》为研究对象,在对《近世爱国志士歌》与《近世伟人传》互文关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展开对黄遵宪明治维新观的探讨。本文认为黄遵宪对明治维新价值的判断是在“尊王”的视域中形成的,受到明治前期“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并重视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动员和介入。

陶晶孙发表于《新申报》“千叶文艺”作品考论

（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陶晶孙可以说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作家,其自身经历和文学创作都实践着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混血儿＂的定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顶着＂汉奸＂、＂落水文人＂的污名,相关研究也非常匮乏。尽管这些年来关于陶晶孙的研究渐渐多了起来,但往往都集中于他1940年代之前的文学活动以及1950年代之后的日文作品,对于其＂附逆＂时期1940年代的创作或很少涉及或语焉不详。1992年刘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上发表《陶晶孙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一文,从陶晶孙1920年与郭沫若等人创办同人杂志《Green》到陶去世后由其妻整理出版的《给日本的遗书》,

近代译诗中的政治想象与革命话语建构——以《马赛曲》的翻译与传播为例

《马赛曲》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过深刻影响。1871年,《马赛曲》被王韬译介入中国,初名“麦须儿诗”,此后又在30余年内被多次重新翻译。既往研究局限于对《马赛曲》翻译史的梳理,忽略了对不同译本之间关联历史脉络的挖掘。晚清民初的士大夫、革命家以及女报人以不同形式及体裁翻译《马赛曲》,其传达的精神与时代语境互动密切,成为承担警世功能、革命动员及爱国宣传的装置。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争、国族观念建构的历程中,《马赛曲》的翻译杂糅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的多重想象,是近代中国诗歌翻译的一场特殊的革命与爱国话语实践。

汉文圈的多重脉络与黄遵宪的“言文合一”论——《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字》考释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字》篇末所阐发的"言文合一"的观点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但需要指出的是黄遵宪此番论述并不仅仅限于中国文学自身,本文试图将其置于汉文圈的大背景下做更为全面的梳理和审视,发掘它在多重脉络上的意义。本文从互文关系入手探讨《文字篇》的文本生成和叙述策略,发现黄遵宪在对前文本的改写以及对神代文字说的驳斥中表现出了批判意识,然而对于"言文合一"所包含的语音中心的去汉字化,却缺乏足够的敏感;在论及中国问题时,更是将言和文之间复杂的关系简单等同,并幻想出两者之间可以达成一致。

外交文本修辞的背后——中日《修好条规》考论

中日《修好条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但实际上条规的草拟和签订过程却一波三折,背后隐藏着种种博弈。通过对中日《修好条规》长达一年之久的缔约过程中的草案和条约正式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到在文本修辞背后,中日双方展开了一场国际政治和文化斗争。

琉球、汉诗与日本近代早期的帝国言说

日本强行吞并琉球是近代东亚地区剧变的开始。琉球问题伴随着明治新政府成立到帝国宪法颁布乃至甲午战争爆发的全过程,但目前研究多停留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范围内。本文以此历史过程中日本人的琉球主题汉诗创作为研究对象,在考察汉诗呈现的琉球想象的同时,辨析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构、政治家与汉诗人身份的重叠、地域秩序变迁与东西方“文学”观念的碰撞等诸多复杂问题的交织,考证在“文学追随帝国”的同时,汉诗以自身的创作改变了帝国对于“文学”的形塑。

《流求歌》的解读与晚清中日琉球争端

本文尝试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对黄遵宪《流求歌》等相关诗作进行解读,以诗中“舜天”身世为线索追踪隐匿在诗文创作及外交行为背后的认知逻辑,诗史互证,探讨与“终结两属”“吞并琉球”这一东亚地区近代之大变动相“配套”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而此种知识在跨文本写作中又被层层转写和重构,转换成为诗歌的语言和意象,并被“应用”在中日琉球争端的外交一线。而同时,诗人在诗歌中也有意识地进行抵抗的书写。

作为写作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日本国志》

本文以《日本国志·国统志》中有关神功皇后和征讨虾夷的叙述为例,梳理黄遵宪对日人汉籍的征引和改写,并结合历史语境探讨现实政治如何介入和影响《日本国志》的文本生成。本文认为,《日本国志》是建构在汉文圈各种类型的前文本与政治/外交事件互文关系基础上写成的,呈现出写作实践与政治实践合二为一的特点——文学是政治的、政治表达也是文学的。只有在此双重脉络中审视《日本国志》,才能更为全面地把握黄遵宪日本叙述的特点和意义。

文字移植之后——多和田叶子创作述评

一 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多和田叶子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1960年出生在东京都中野区的多和田叶子，少年时期就立志成为小说家。1982年以论述俄罗斯女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论文通过答辩，从早稻田大学俄罗斯文学专业毕业，后移居德国。从1985年开始着手将自己赴德后创作的日语诗歌翻译为德语，并于1987年10月推出德语日语双语诗集《唯有你所在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尽管名之以“诗集”，但实际上包括了一篇散文和十九首诗。标志其文坛处子秀的正是这部双语诗集。

黄遵宪《赤穗四十七义士歌》文本生成初探

晚清诗界革命代表人物黄遵宪的《赤穗四十七义士歌》收录在《人境庐诗草》第三卷中，经常被视作黄遵宪介绍和颂扬日本爱国志士的代表作，但仅仅如此理解这首古体叙事诗不免过于简单化。本文试图通过历史语境、现实演绎和文本互文三个角度分析《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的生成，探讨前文本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隐匿在诗语背后的历史建构。

琉球、汉诗与日本近代早期的帝国言说

日本强行吞并琉球是近代东亚地区剧变的开始。琉球问题伴随着明治新政府成立到帝国宪法颁布乃至甲午战争爆发的全过程,但目前研究多停留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范围内。本文以此历史过程中日本人的琉球主题汉诗创作为研究对象,在考察汉诗呈现的琉球想象的同时,辨析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构、政治家与汉诗人身份的重叠、地域秩序变迁与东西方“文学”观念的碰撞等诸多复杂问题的交织,考证在“文学追随帝国”的同时,汉诗以自身的创作改变了帝国对于“文学”的形塑。

自信的美丽

从小她就是个丑孩子，再加上对哭尤为热衷，所以很不招人喜欢。这还没什么，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她竟然一直都不为自己的丑感到难过，每日还傻乎乎地、不知愁地快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