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植物根系对岸坡土体抗剪强度的影响

干旱地区植被根系在增强土体抗剪强度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为探究塔里木河下游植物根系对岸坡土体抗剪强度的影响,明确植被对岸坡防护的作用机理,以红柳、芦苇、骆驼刺、梭梭4种典型荒漠植被为例,开展室内根系拉伸试验和直接剪切试验,对比分析了4种植物根系对土体抗剪强度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4种根系的直径与抗拉力和抗拉强度均呈幂函数关系,其中与抗拉力呈正相关,与抗拉强度呈负相关,当根系直径>1.5 mm后抗拉力差异性显著提高;根系体积密度(RRVD)对根—复合体的抗剪强度影响呈非线性。4种根—土复合体增加相同RRVD时,对抗剪强度的提高程度依次为红柳>芦苇>骆驼刺>梭梭,表明红柳和芦苇在提高抗拉力和土体粘聚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作为沿岸固土防蚀植被推广种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真实含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创制

针对当前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种看法,认为,这个建设过程不仅是一系列的方法创制,它的真实含义是一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创制,其直接针对是打破责任制以及各种权宜性或过渡性措施的局限,在城乡统筹的意义上谋求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理念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延续,更是社会主义自身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既延续又改革的原创特性主要体现为,它的建设内容和可能途径始终是互为因果和互为表里的;新农村建设的创制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原则,而新农村的建设成效将确证和充实着社会主义自身的创新发展。

变集体所有为公共所有的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

创制一种新型土地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超越责任制的局限,建立产权和经营权之间的有效连结机制,从而为城乡统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提供相应的经济基础。这种创制的基本途径是革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并以由此而得到的产权落实为新型合作经济提供必要的资格保证。本文认为,创制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包括设置土地委员会、实行产权的物权化,以及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等方面的内容。

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一城多园”建设模式研究

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建设方案明确提出了"一城多园"的建设布局思路,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在实际建设中将"城"与"园"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形成集高端服务、总部经济研发、产业链创业、先导示范功能为一体的农科城。通过调研,该文指出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包括"一城多园"功能布局模式、业务联接机制、产业促进体系构建、以及"多园"的定位和产业链建设模式等。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建立具有相应责权的功能性制度和运作机制、以五个中心为功能载体服务并协调统筹多园发展、产业链建设与外埠网联、规范服务和管理、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机制等建议。

广告作为一个美学范畴

作为某种广而告之的宣传形式,广告的内容无所不包,但目的都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响应和支撑广告发出方的预期并让其获利。本文指出,广告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根据:一方面,广告的制作不仅要运用艺术的形象性和感染力等形式特征或功能,而且广告本身也可以同时就是艺术作品;另一方面,出于现代化运动对主体性的压力和刺激,广而告之成为人的美学观照的普遍类特征,即在被告知或参与中慰藉或实现自我。广告作为美学范畴是知识和技术双重挤压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知识和技术在美学意义上的体制化异化。

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运作集中体现了社会本身的政治特征;如何运作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的实现。意识形态作为范畴独立以后,经历了由作为政治工具到自身成为社会运作机制再到被各种社会化选择所解构的变化过程,从这种变化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社会和谐的作用、以及如何设置适合和促成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基本途径。文章从活动领域、观念意识以及实体利益等主要社会层面探讨了这种机制的建设方式,并指出这些方式的共同特征是对意识形态承诺的间接兑现。

当前电影文化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当前的中国电影文化中,普遍存在一种明显的自甘堕落倾向,其主要表现有三:一、伪美学,即以虚幻化、无聊化和消费化来取代自觉的审美;二、非道德,即刻意回避和模糊对是非好坏的价值判断;三、以同时否弃美学和道德为代价的商业化炒作。由于这种自甘堕落所诋毁、解构和颓溃的主要对象是英雄主义和真情实感,这一倾向本身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征。由此显出一个危险,即对意识形态的厌恶正作为一种习惯在全社会弥漫,其形式特征则是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和标签化。

中国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化

文章澄清了对政治改革“滞后”的误解,认为改革开放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原本就是一次政治转变,也就是“政治经济化”。政治经济化的必要性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要改变过去政治运作的模式,二要把本来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主要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

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

中国的政党制度运作有效、成绩斐然,但却相对欠缺专门理论体系的根据支撑,而当今通行的(即所谓西方的)政治学又不能为这种理论根据提供准确理解和分类规范。针对这种情况,本文的分析论证表明,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在于它具有范畴沟通及其应用的普适性、特色创制的合法性、以及道义为善的合理性;从学科意义上讲,这种创制的理论同样可以具有与通行政治学进行沟通和范畴应用的相应话语;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和普适性提供了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内容,其主要含义在于创制与发展相同一的政治文明。基于这些认识,本文针对如何改变当前理论滞后于实践的情况、以及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范畴普适性的政党理论体系,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思路。

现代中国美学的形上学批判

形上学就是道理。美学就是属美的道理 ,而不是关于美的理论。形上学批判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现代中国美学摆脱不了认西方美学为科学的理论定势 ,却没有认识到西方美学是根本错误的 ;不甘心舍弃中国美学精神 ,却没有认识到美学学科建设的形上学根据。清理这些问题 ,是为了给由中国美学家来建立自足自为、具有普遍性理论的美学体系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或前提。

全球化与体制改革

全球化与体制改革孙津１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和金融领域中资本的全球化运作方式；二是科技领域中快速更新的技术和产品在标准化方面的全球效应；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冲突表面化的全球规模。这些都不是什么新...

多党合作的和谐社会

多党合作是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和运作机制 ,就现实情况来讲 ,建构和谐社会既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合法性转变的一个自身要求 ,也是实现这一转变的一种机制保障。多党合作是世界政党政治中的一个创造 ,它以形式、机制和共识的统一体现了一种具有和谐性质和特点的政治文明 ,并示范、实施和促进着和谐社会的建构。

中国农民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现代化特有的一个基本属性,中国农民问题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被解决”的,而只能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创制中“失去意义”。正是这种创制,使得中国农民问题的变化和转型有机会成为可持续发展是否可能的典型实验,其基本含义和特点,在于如何建设和维护人和地球共同构成的这个自组织系统运行的涵养机制,以及如何把握适度发展的分寸。

中国“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一系列的制度创制,这些要求表明,一直以来全社会关注的"三农问题"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的新阶段。文章阐述了这个阶段所必然要产生的一些主要制度创制内容,即:在责任制基础上的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针对粮食经济转型构建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建立与生存、生产和生活统一性关系相适应的农村民生统筹制度体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促进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根据转型的目标设计,农民作为这个转型的主体其"自身就是问题"的性质将随着转型的实施和实现失去意义,而农村和农业即使存在问题,也只是主体需要并可以解决的对象性工作,所以"三农问题"将在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中失去意义。

中国政党政治创制及相关思考

中国政党政治创制了新型的复数政党概念和政党执政的体系形态。同一政党概念可以允许并包括执政和参政法定地位及其职能的区分,并以合作联盟的形式构成相应的政党制度;具有相同政治属性的政党可以以某种体系的形态实施治国理政,并在其内部作领导和参加的分工合作。这两个创制得以成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根据,在于一种排他性的代表资格和减少政治浪费的工具理性。本文提出了作为原因的合理性与作为结果的合法性的同一保证这个问题,并认为政党政治创制在理论上需要回答代表性的道义性如何成为现实、如何建构并发展社会主义的学说和实践,以及意识形态承诺的兑现如何就体现为当下的政党政治等基本问题。

城乡统筹是一种综合性要素统筹的创制

根据作者的研究和考察,需要和应该进行统筹的是整体发展中的综合性城乡要素,而这种统筹能否作为相对稳定有效的机制起作用,取决于要素统筹本身的一系列创制。

中国发展需要应对的西方观念影响

中国发展是在世界现代化竞争中进行的,尤其是以西方为追赶标准的,西方观念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要求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尤其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稳定、文化建设、国家形象等方面西方观念对中国发展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这些影响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创制必须认真应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城乡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

本文在分析城乡协调发展与城乡统筹的关系的同时,明确指出实施城乡统筹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城乡统筹的实际含义是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就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增强服务性管理职能和缩减控制性行政权力,以及保障和落实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等问题,分析了政府在城乡统等方面的改革路径。

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及中国的创制走势

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就是全球范围内穷国追赶富国的持续竞争运动。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故意和偏见,现代化被普遍误解为人类道义为善和物质为强的文明方向。在这种境况下,中国现代化应该、必需、也只能体现为全方位的创制,并由此实现和保持中国在世界现代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和能力。这些创制至少包括四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正和效率、政党制度的合理与合法、共同富裕的兑现形态、以及支撑竞争优势的国家形象与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