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高句丽国与日本的通交关系及渡来日本探蹟

唐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灭亡之后,在新罗的扶植下,安胜以高句丽王室后裔的身份建立“小高句丽国”,后退居新罗境内被称为“报德国”。随着报德国存在价值的丧失,新罗神文王三年(683),囚安胜于京都,废报德国,进而引发了新罗境内高句丽遗民的叛乱,高句丽遗民遭到了新罗的镇压和流放。与此同时,报德国与日本交往频繁,双方紧密的互遣使节,加紧联系,意图重新改写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局面,但是最终却失败了。报德国灭亡后,新罗和日本对待高句丽遗民的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因此很多高句丽遗民选择越海渡来日本归化生活。

高句丽的地方官制

高句丽政权构建是以五部为基础的,即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五部共同组成了早期高句丽地方统治的国家形态。随着高句丽政权构建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对外的征伐、领土的扩张,五部制度逐渐成为阻碍统治者对于加强国家权力管控的掣肘,为了适应国家政权发展的需要,高句丽逐渐形成了新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的地区外设立地方官。由此,形成了高句丽独特的五部与地方官并行的行政建制。伴随着高句丽早、中、晚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特点。高句丽发展的每个阶段,五部与地方官制都表现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形态变化。

高句丽独特丧葬习俗探析

通过考古发现,可以洞悉高句丽墓葬形制和陪葬习俗,但是对于高句丽葬俗却必须配合文献材料,方能做以全面了解。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高句丽人有着将死者就地安葬于死亡之处的独特习俗,尽管不能确定这种习俗是否延续于整个高句丽历史,但在其前期是的确存在的。此时,高句丽人虽有嫁娶之时"便稍作送终之衣"的"厚葬"传统,但并不代表其人在世之际便开始营建自己的墓冢。高句丽人有停丧传统,实则是在等待自己墓冢的修造,盖因其人是在死亡之地修墓安葬的缘故。

渤海国的靺鞨人构成解析

当前学界基本认同渤海国是一个以靺鞨人为主体民族的政权,而靺鞨人融入渤海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营州之乱追随大祚荣东奔的靺鞨人;第二阶段是渤海建国集团来到高句丽故地,整合的当地南部靺鞨人;第三阶段是渤海建国后,历代统治者对北部靺鞨的数次征服,纳入进渤海国的北部靺鞨人。这三个阶段融入渤海的靺鞨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归宿,由此决定了初期参与建国的南部靺鞨人与高句丽遗民等民族形成了族群意义上的渤海人,而后纳入其境的北部靺鞨人因风俗文化的极大反差,及心理认同的巨大差异,最终未完全融入渤海族人之列,成为渤海国北境的被统治民族,只能被称为渤海国人。

高句丽与渤海佛教建筑比较研究

中国学界研究高句丽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相对较少,对此关注和研究较多的反而是以韩国为主的国外学者,与研究高句丽佛教建筑情况不同,国内研究渤海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颇丰,但多以考古学为主体,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高句丽和渤海佛教建筑的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两个政权下的佛教建筑同属于佛教建筑模式下的建筑构造体系;第二,两个政权由不同民族建立,因此在佛教建筑风格上又表现出了各自的特有性;第三,因两个政权是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期的前后发展顺序,所以后继者势必对前代技术和风格有一定的继承性;第四,因同为中原王朝宗藩体系下的地方政权,所以都不可避免有着向中原王朝学习的过程,表现在佛教建筑上都受同时期中原佛教建筑模式的影响。

移民日本列岛和中原地区的渤海人

关于渤海移民,尤其是亡国后遗民问题,学界基本关注的都是渤海人被迁入辽境、据地建国(定安国、兀惹)及流入王氏高丽和女真地区这三个流向的情况,而少有留意迁入日本列岛和中原地区者。通过史料分析渤海人经过二次移民及战争俘虏等形式移民两地者,藉此,对渤海移民的总体情况做一补阙。

辽代“斡鲁朵”内的渤海人移民

斡鲁朵制度是游牧民族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军政建制,作为首领的私产由其子嗣继承。契丹建国后,该建制成为一种皇家制度被确立并延续,辽代被称为"宫卫"制度。整个辽代一共建有十二个宫卫和一个类似宫卫的府。契丹灭亡渤海后,大量渤海人被移民到辽境易地设置州县而治,而这些州县很多被划归斡鲁朵辖领。因此,有大量渤海人被填充到斡鲁朵(宫卫)中成为宫户。这些渤海户与其他民户一样,在斡鲁朵(宫卫)内承担着赋税徭役等职责,但是其社会地位却普遍不高,受到宫主和辽廷的双重压迫。

高句丽后期与百济关系的和解

高句丽与百济的军事对抗始于公元369年,至6世纪前叶,双方在一个半世纪的拉锯战中互有胜负。在双方实力处于相持不下的阶段,高句丽内部分化出意图向北发展的＂征北派＂和继续向南挤压百济的＂征南派＂。而从此后高句丽与南朝的朝贡疏离情况便能看出高句丽国内＂征北派＂和＂征南派＂的竞争情况。自安臧王以后,经历了安原王犹豫不决的对外观望,到阳原王由＂征南派＂变为＂征北派＂的反转,最后形成了平原王明确的以保持南部和平、重新将国家发展方向扭转向西北的重大国策转变,从此高句丽与百济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敌对状态,开始了逐步结盟、共同压制新罗的新阶段。

关于“高丽王莫离支高文简”的相关问题

开元三年(715),高丽王莫离支高文简自突厥内附唐朝,成为最后一批入唐的高句丽人,因其身份显赫,受到唐廷的礼遇。关于高文简的身份以及被封辽西郡王等问题直接关系到所谓"小高句丽国"是否真实存在。在认真分析《新唐书》中关于"后稍自国"这则史料之后,以及高德武之后的历任安东都护情况,可以看出所谓的"小高句丽国"并不存在,以及明确了关于"高丽王莫离支"高文简的相关情况。

“高句丽”与“高夷”之辨——高句丽名称的由来和演变

关于高句丽的族源,学界多认为《逸周书·王会篇》中的"高夷"即为"高句丽"之前身,但经考证可知,高夷之称虽音似句丽,但实与"句丽"无涉。高夷是以嗛羊(四角羊)为特产,而句丽是以弓箭猎鹿取皮而闻名,双方在经济生产上就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迨至汉整合东方四郡,第二玄菟郡下辖三县,以"句丽人"所在地区设高句丽县。"高"字为汉字标记这支句丽专有属性的名词,其意为"仓舍",即特指该支句丽人特有设施"桴京"而言,"高句丽"是"高"与"句丽"组合而成,意指"建有小仓的句丽人",以区分于其他"句丽"部落,即其他"貊"人。

渤海建国及唐朝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的原因辨析

渤海国的国号源自于唐先天二年(713)对大祚荣"渤海郡王"的册封,此前史料中显示渤海国被称作"靺鞨国"或"震国",这些称谓是其自称还是别称至今仍争议较大,而唐朝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这样的称号也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对此,我们欲以渤海国建国原因为切入点,从大祚荣父子的发迹及族属来分析唐对其赐予"渤海郡王"封号的原因。

高句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微——以鸭绿江流域经济状况为中心

从目前鸭绿江流域出土的高句丽器物及遗存可以看出,高句丽的农业已经广泛使用铁器,其经济模式因受所在区域地理环境影响,长期处于以渔猎经济为主导、而农业经济为辅助的状态,其手工业和商业因与中原交流频繁,深受中原影响。

辽末金初的渤海移民及其后裔在金代的社会情况

渤海人在辽末金初的移民,多系因战争关系被迫迁徙它地,因为这些移民不是像辽初移民那样具有计划性和统筹性,所以直接造成了渤海人与汉人等其他民族杂混于一处,再难以民族群体的形式大规模聚居,从而最终打破了渤海人的族群组织结构,加速了其民族特征的消失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惟有辽阳世族的渤海人顽强维系着最后的宗族关系。经过辽代二百余年时间的统治,渤海人仍未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且,在辽亡金兴之际,充当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加速了辽的败亡和金的崛起。所以,在金朝其民族却有着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渤海人与女真人,尤其是与完颜氏皇族有着密切的联姻关系,这便造成了渤海人在金朝政权中有活跃的政治活动。有金一代,涌现出众多极具影响的渤海裔文臣武将,以及文化名人,这是渤海人在金朝社会享有特权的真实反映。

高句丽烽上王之死考辨

烽上王是高句丽史上一位死于宫廷政变的君主,虢其位而后继者并没有对他在位时的作为进行正面的载记,反多污蔑诋毁之曲笔。历史上,真正的烽上王虽好治宫室,但并不能否定其政治上知人善用,军事上两次成功击退慕容廆侵犯的功绩。究其本质来看,烽上王之所以被弑杀,是因为其没有妥善地处理好平衡消奴部与绝奴部之间的权力制衡,是其试图压制部权策略失败的结果。

渤海民族的源流与族属

渤海民族的构成是极为复杂的,大体是由靺鞨人、汉人和高句丽人三者为主体,融合少部分契丹人、粟特人、奚人等民族,经过两百余年的融合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他区别于任何一个被融合民族的原有特性,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新民族。在其国家灭亡后,该民族的形成期结束,开始进入固化期,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以"渤海人"自居,以区别周围其他的民族群体。最终,渤海民族于元朝初年彻底消亡,原有渤海民族基本融入北方汉人、女真人和高丽人,其中主体成了北方汉人。传统认识中的渤海人之重要构成靺鞨人,有着南部靺鞨和北部靺鞨的分野,渤海国的形成过程就是南部靺鞨(濊系靺鞨)逐步统一北部靺鞨(以黑水部为主体)的过程,而南部靺鞨成为渤海人的主体之一,北部靺鞨则只是一段时期内的渤海国人,没有最终成为渤海民族的一部分。

兀惹、兀惹城与定安国考

辽代的"兀惹部"实为原渤海国时期右姓乌氏之本部,历史上的定安国原本为南海府烈氏烈万华所建,在辽景宗保宁七年(975)扶余府燕颇起义的当年,已然被辽所灭,所以后来的乌氏定安国为兀惹乌玄明所续建,而"兀惹城"即为乌舍城,亦即受宋册封为"乌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的燕颇所踞之地,其他零散兀惹部的统帅则是史籍中所见的乌昭度(乌昭庆)。辽代的兀惹诸部便是由这三股势力,即兀惹乌昭度、兀惹城燕颇以及乌氏定安国构成。

渤海遗民对辽代社会的经济贡献

辽灭亡渤海国之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将大批渤海遗民迁徙到辽核心统治区内予以安置,这些数量众多的渤海遗民对辽代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无论是传统农业、畜牧业,还是新兴手工业等,渤海遗民都掌握着较为先进的生产工艺,这些技能在进入辽代社会后,得到了辽统治者极大的重视,采用易地重置州县的方式将这些农民和匠人置于契丹核心腹地安置,让其各司原业,转化为促进辽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从而改变了辽代社会的经济面貌。

满族石氏家族祭祖习俗调查

满族祭祖习俗源远流长,最大特征,是以氏族为核心传承沿袭,并各氏族独具特色。但随着新时代强势文化的冲击,满族祭祖习俗日渐式微,惟有居住在吉林省九台市莽卡满族乡的石氏家族(满语:益克特里哈拉),完整地传承沿续着家神祭、野神祭这一古老的原生态的祭祖礼仪。

高句丽东川王、中川王及西川王考

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东川王、中川王和西川王是高句丽历史上三位中庸之君,既没有卓越的政治业绩,亦没有骄奢淫逸的劣迹。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高句丽连遭山上王时期的西部涓奴部的分裂、东川王时期的毌丘俭攻破丸都两次重创之后,正是经过该三王的励精图治,才使得高句丽疆域和内部统治重新恢复至发歧(拔奇)叛乱之前的局面,为美川王和故国原王时期能够再次走上扩张之路奠定基础。后来撰史者为该三王命名的王号,反映就是三人在位期间对高句丽内部疆域的巩固、收复和强化的过程。

百济武宁王史事考辨及其历史评价

通过《日本书纪》等文献可知,百济武宁王系前文东城王的异母兄弟,乃昆支之子,其继位方式是通过政变得以实现。在公元6世纪初,武宁王斯摩在位期间,扭转了百济在对高句丽军事上的被动局面,虽然还无法夺回汉江流域失去土地,但已经可以给高句丽以沉重的军事打击,使其不敢轻易南下侵犯百济。而武宁王在苇川之战后,为百济争取了难能可贵的和平发展阶段。尤其是他能积极发展与南梁之间的关系,不仅在政治上得到其庇护,更是在宗教思想、文化经济等领域与南朝充分交流,使得百济文化受到南朝积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通过百济传输到了海外的日本,使百济成为6世纪南朝文化输出海东地区的中转站。而武宁王与日本军事盟友的建立,为其海外寻得了支持,最终改变了此前海东地区藩属国高句丽独大的格局,使百济重归东亚强国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