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孙秋克《汤显祖小品》注评

本书属2021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之《古代闲雅小品丛书》第6辑,中州古籍出版社2023年12月版。走近汤显祖,解读其原典,我们看到作为晚明文豪和政治活动家,汤显祖心系天下,故其生平事迹的信息量极为宏富。本书的注释所涉虽广,但尽力简明扼要,力求确有所据。赏读部分,则重在开掘原典所书人生感悟,鉴赏艺术风格,视点可多可少,篇幅可长可短,不面面俱到地分析,以使读者领略汤显祖小品余香满纸,尺幅万里的魅力。

再说《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

受徐朔方先生启发，拙文《（金瓶梅词话）考札》曾对这部奇书卷首的四首[行香子]作过一些探讨，小标题为《也说卷首“词日”四首》。后来拜读了梅节先生对这四首词的校勘后方知，我的考察遗漏了《天机余锦》，亦未把彭致中所编《鸣鹤余音》全部纳入研究范围。阅读这些文献后，觉得对一些问题应当作进一步思考，是为“再说”。

从《翛园集》到《橛庵草》——论担当诗歌艺术和文学观的发展

明末诗人担当的一生,经历了由俗世到僧界两种境况,其前期作品《翛园集》和后期作品《橛庵草》的诗歌艺术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与其文学创作实践相适应,担当的文学观念亦非一成不变,他比较重要的诗禅、形神、复古论成熟于《橛庵草》时代。

王元翰与公安派诗人交游考

作为万历后期著名的言官和风格独特的诗人,王元翰与公安派的交往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延续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历时一纪,其中与袁宏道交谊尤深,并引为知己。公安派后期重要诗人曾可前、雷思霈则既是王元翰的同年、同僚,又是其诗友。在王元翰辞朝后,他与公安派友人的关系并不因地位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反而更加亲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王元翰与公安派的交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朝臣、文士所处的政治、人文和创作环境。

明代宦滇作家群考论

随着明王朝在云南各级政权的建立,形成了宦滇作家群。无论是作为执政者还是作为文学家,这个群体都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在滇云的创作与内地盛行的拟古风气异趣,表现了绝域仕宦的诸般情怀和审美感受,成为云南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论明代云南府隐逸作家群的形成及其创作风貌

作为地域文学的重要现象之一,云南府隐逸作家群出现在明代,其分布相对集中于昆明、杨林、安宁、晋宁四地。大致相同的地域环境,是这个作家群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抒写热爱乡土的情怀和特立独行的精神,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兼收并蓄中追求艺术的创新,是这个群体的共同创作倾向。把他们置于明代诗歌的流风中进行考察,兰茂、张维在台阁风气盛行时独倡大雅,贾惟孝、唐尧官在七子派文风笼罩下自出机杼,都应当给予肯定。

从王元翰诗四首探其与东林党之关系

王元翰所秉持的言官精神,使其赞同东林党的政治立场,并引东林党人为同道,视东林党人为"救时"之辈,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改变现实政治的希望。无论是否有自觉意识,无论在朝在野,王元翰与东林党人都有自觉和不自学的精神联系,而王元翰被劾辞朝以及后来起复不果,亦皆与东林党有关,由此可观其个人的政治品质以及从万历后期至天启初年朝中党争的状况。

时曲与《金瓶梅词话》的叙事艺术

时曲大量出现于《金瓶梅词话》,在小说的叙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时曲与叙事的需要相契合,从内外两个层面表现了人物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不经意间揭示出某些人和事的本质;时曲穿插于家庭生活的场景中,起到化解矛盾、渲染气氛、丰富内容的作用,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时曲生发情事,推动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突出了人物的个性;时曲作为因缘改变一些人物的命运,完成了西门庆一家风流云散的结局。

《沧海遗珠》考

沐昂编选的《沧海遗珠》素有善本之称,但所载作者小传过于简略,仅存里居字号尚有不全,编者和诗集亦有疑待辨。汇集各种文献对其疑点进行探究,并以《遗珠》所载诗篇为内证对21位诗人的生平行实,主要是谪滇事迹进行补充和考订,可以增进我们对明初谪戍诗人和这部珍贵诗歌总集的了解。

云南明代文学理论述要

云南文学理论产生和形成于明代,从中可见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对当时全国重要文学流派观点的呼应和批评。云南明代尚无文论专著问世而以诗文为主要论体,以诗文为批评对象,具有代表性者是明代前期的兰茂,明代中期的杨一清、杨士云、张含、王廷表、李元阳,明末至南明的担当、陈佐才。理论内容涉及作家作品论、诗文流变论、诗文艺术论。云南明代文论有其成就也有其不足,但无疑为清代文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柳梦梅形象与《牡丹亭》时代命题的完成

《牡丹亭》以“情”抗“理”这一时代命题 ,是由杜丽娘在剧作的前半部 ,柳梦梅在剧作的后半部前后相续 ,共同承担 ,才贯穿始终 ,最终完成的。对柳梦梅形象这个意义的忽视 ,会使我们失落半部《牡丹亭》。

陈佐才年谱

陈佐才,明代遗民诗人。明王朝覆亡后,追随沐天波抗清讨逆,支持永历王朝入滇,之后隐居深山,结社吟诗,始终保持遗民气节。有《陈翼叔诗集》《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传世。其生平事迹和作品,表现了诗人所处历史现实、生存状态和创作风貌。

唐尧官年谱

唐尧官出身于以科举、文学名世的晋宁望族,先世为浙江淳安人。作为嘉靖四十年(1561年)乡试解元,他最终隐居不仕,成为著名文学家;作为祖父,他有功于培养以诗、书、画著称的担当大师。遗憾所著《五龙山人集》已佚,所幸其部分诗文,尚存于云南地方文学总集中。本年谱纪唐尧官主要行实,以呈现其平生风貌。

木公年谱

历经弘治、正德、嘉靖三个时期的纳西族诗人、丽江第八世土司木公,在治理地方、推动汉文化传播及民族文化融合、汉语诗歌创作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他与当时著名文士多有交往唱和,张志淳、杨慎、张含、李元阳等曾为其诗集作序或作评点,杨慎还为之编辑了《雪山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御选明诗》《滇南诗略》《滇诗丛录》等总集亦有其传、其诗。由此可见木公在当时和后世的地位及影响。

论高等师范院校本科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改革

在当代语境下,高等师范院校本科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改革既要以坚实的专业理论为基础,又要走出纯理论的象牙塔,注重对未来中小学语文教师实际能力的培养,促进传统学科与现代教育的对接,达成从理论学习向应用能力的转化。教材撰写则应演变史略与理论体系并行,经典研读和实践探究并重。只有立足传统,着眼现在,面向未来,才能构建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专业教学新体系。

论金批《史记》

未完成的金批《史记》的最大贡献,在于金圣叹看到这部作品的传人本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中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的关系这个重要链结,在三者的横向比较中,宏观地研究了三类文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这集中表现于在对《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他提出了“文”与“事”这一对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史家必须同时是文学家,述史必须与文学创作同步;修史者处理“文”与“事”的关系,应当以“文”为主,作为历史真实的“事”,不过是提供了创造艺术形象的材料——这就是《史记》已作出典范的“为文计,不为事计”。对于小说创作,上述原则更是题中之义。那么,可否轻视“事”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史传与小说的创作中,情形并不一样:《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一“运’一“生”之间,史传文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局限性与小说的自在性已经了然,故从传承性看,小说之于史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史记》与《西厢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认为其共同处是都纯熟地运用了戛然而止法和狮子滚球法。金批《史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才子必读古文》中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对九十余篇论赞进行评点。

李东阳——明王朝造就的第一个诗人

李东阳是明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由明王朝造就的诗人。作为一代文宗,他对明诗发展道路的开拓远胜于对馆阁诗风的因袭。李东阳的文学理论对前七子有积极影响,却与他们有很大不同。他要求诗歌讲求法度,内蓄情志,外兼比兴。馆阁之外,他的诗忧国忧民之情怀与杜甫相通,对壮丽山河的咏歌则与李白接近。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诗人既流连光景也关注民生疾苦,既讲求法度也重视意趣比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