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孤芳与微澜——以备受争议的《石鼎联句》为中心

联句创作是韩孟诗派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奇诡诗风的重要表征。综观《石鼎联句》千年阐释史,朱熹-魏源一派“去序考诗”的研究路径颇具价值。沿此详加统计分析,不难窥见韩愈联句区别于其他唐人联句的形式特征,以及富含政治讽谕和人性反思的意义空间,而《石鼎联句》适与韩愈联句的各项特征高度吻合,联句作者、本事及作年遂得一一落实。由此可见,《石鼎联句》不仅忠实继承了韩孟诗派鼎盛时期的联句形制,而且在最具难度的借物托讽一脉上着意用工,踵事增华,突破了双人联句平分秋色的基本格局,孕育着韩孟诗派结构性变革及其与古文运动融合发展的美妙契机,可谓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重大关捩。

爱情:信仰的栖居之所——探寻维特的信仰悲剧

通过揭示歌德笔下维特这一人物的信仰体系,来反观他与绿蒂之间的爱情悲剧。通过研究可以看出,维特的爱情实际上维特信仰的栖居之所,从而使我们对维特的"信仰悲剧"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奇诡托讽与诗派建构——以韩愈、卢仝《月蚀诗》为中心

韩愈、卢仝的两首《月蚀诗》以奇崛诡怪的天象书写托讽现实政治,在韩孟诗派建构中具有独特价值。二诗共同面对两类"前文本":一类是以《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为代表的政治文本,另一类是唐人天学文本。通过互文关系的疏证,可以考明二诗均以元和四年至五年成德镇帅王承宗之乱为本事,托讽王承宗不尊朝廷、盗据藩镇,同时批判了观望养寇的诸军统帅。不仅如此,二诗同中有异,韩愈通过对卢诗讽"天"诗句的全面删削,实现了从技艺到话语的双重规训。由此可以窥见,韩愈所倡导的诗派气质,并未构成与敦厚诗教相对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接受假借审美好尚对抗乃至消解伦理价值;相反地,他尝试以奇诡诗风开示古典伦理之诗性言说的又一法门,俾诗性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

古代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的反思和进境——以韩愈诗为中心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宗匠巨擘。历代学者在韩愈作品上用力甚勤,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从中可以提炼出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方法。今以韩愈诗为例,千年学术史里涌动着学术思想变革与学术方法创新的潜流,诸如典故注释之边界,标点方案之拓殖,"以本事系年"之策略等等,有待充分阐证和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探求古代文学研究与数字人文的对话契机,避免疏离冷峻的对象化言说和裹挟包办式的单向度建构,推动"数字"与"人文"的交互赋能,以期真正实现人文学术研究的观念迭代与方法创新,促进古代文学学术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为:牢筑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和指导地位,继承弘扬中华优秀学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优秀学术成果,不断探索本土化发展路径,密切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的优势特色,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协同创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注意纠正当前学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化倾向,加强前端治理,遏制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乱象,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优化人才管理和经费管理,注意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差异;大力提倡学术民主,不断解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营造包容、尚贤、求真、务实的学术生态。

中华优秀传统话语的历史建构与时代意义

在我国灿烂悠久的思想文化史上,从孔子到韩愈,确立了古代中国话语建构的原则与方法。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提高话语权,就必须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坚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入挖掘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话语的历史经验与时代价值。同时,重视话语的比较与批判,一方面有效地破解西方话语的魅惑与偏见;另一方面有机地融摄西方话语的合理因素。唯其如此,才能切实提高国际话语权,在根本上解决"有理说不出"的局面。

唐代文学研究接榫数字人文的若干可能

在中国古代文学各时段研究中,唐代文学研究被公认为积累深厚、成果丰硕、学科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在几代学人不懈努力下,以深耕唐代文学文献为基础,持续推进唐代文学内部、外部诸问题研究,形成深入而完备的“一体两翼”研究格局。可以说,百年以降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唐代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对其他时段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典范意义。

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里程碑——重审现代京剧

现代京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的重要结晶,是中国文艺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文化经典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旧邦新命”的文艺表征,其经典性主要表现在生成机制、表现形式、文化涵蕴三个层面。现代京剧的生成与历史上《五经正义》《四库全书》等文化经典有相似之处,它们在短时间内都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文化板块迁移褶皱之痛,在历史长镜头中则见文化传承与再造之功。现代京剧延续并发展了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化生为寓情于事的诗性传奇。现代京剧不仅生动反映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品格与精神,而且成功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可谓“两个结合”在文化领域的经典案例。

韓愈、孟郊的汴州記憶——《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章箋證

文章通過比訂《城南聯句》舊注章旨,對《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一章提出新的闡釋:此章並非'一味排空生造',而是通過追憶韓愈與孟郊、孟郊與陸長源的交遊唱酬,寄寓了世事無常之慨,飽含著韓愈、孟郊於唐德宗貞元年間在汴州的詩心與别愁。《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一章所寄寓的汴州記憶,又與《城南聯句》卒章所鋪叙的陽山之貶相互呼應,充分呈現出作者的處世心態。藉此,不難窺見韓愈、孟郊變革聯句詩體之功。

元和政治与奇诡诗风之关系窥管——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新证

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向以奇奥诡怪著称,诗史上罕有其匹。此诗并非"止是竞奇""咏野烧",其于铺叙火象之余,旁涉雷、水二象,全面托寓了唐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和制举案。其中,火象寓指宦官集团势焰熏灼、主谋其事,雷象寓指宰相李吉甫推波助澜,水象寓指包括皇甫湜在内的制举人及考官群体遭受屈抑。后半引入上帝形象,将火、雷、水三象化归为汉易卦气说之《离》《震》《坎》三卦关系,托出唐宪宗制衡南北衙势力之态度,反映了韩愈对时局的细微体察和对宪宗的无尽属望。全诗藉由超越现实而观照现实,藉由思想文本敷衍文学文本,在文本与现实的互动中,形成了繁复而隐秘的托寓结构,有效地弥缝了原作"出真"之疵病,在将奇诡诗风推向新高度的同时,诗旨亦臻深淳之境。由此可见,韩愈的奇诡诗风非仅审美好尚使然,更与托寓现实的创作动机密切相关,兼具目的性与工具性。

义士形象及其道德精神——从文化传统看赵氏孤儿故事在京剧中的呈现

赵氏孤儿故事在京剧舞台上的演绎,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八义图》系统,二是晚出的《赵氏孤儿》。《八义图》充分展现了不同境遇之下义士群体的自由意志与道德精神,而《赵氏孤儿》着意突出作为"中心角色"的程婴形象,从"一人一境"变为"多人一境",巧妙地实现了义士群体与程婴形象的互动,为义士精神的呈现提供了新的叙事格局。

马燧家族三世行实与韩愈诗文关系考

马燧家族在中唐德宗朝煊赫一时。随着马燧的殁亡,其子孙难守家业,三世即离析衰败。通过史传、墓志等材料,可大致窥见马燧家族由盛而衰的这一过程。韩愈早年衔恩于马燧,又与燧子畅友善,集中多篇文章可见韩愈与马氏三世之交谊。除了《猫相乳》、《殿中少监马君墓志》一类纪实文字外,元和元年所作的《城南联句》也寄寓了韩愈对马氏家族极盛而衰的叹惋。韩愈这些作品的命意,可以借助马氏三世行实之梳理予以进一步体认。

韩柳《天说》的话语形态与历史世界

《天说》系韩愈、柳宗元同题共作之文,折射出“韩柳异同”这一经典论题的复杂面向。长期以来,《天说》的哲学化阐释在学术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遮蔽了该文的文学属性。实际上,《天说》并非一般意义的辨名析理之作,而是韩柳假借天人话语,批判唐德宗晚期政局的托讽之文。韩柳在《天说》中的对立姿态,本质上亦非哲学观点的对立,而是柳宗元加入王叔文集团之后,与韩愈在政治立场上的分化所致。然而,韩柳政治立场的异趣别径,并未妨碍二人古文创作的同气相求。在《天说》中,韩柳将借物托讽、叙事警世、感时说理熔于一炉,充分反映了说体文的创作倾向,集中体现了说体文的文体特质,共同开辟了与论体文貌合神离的夐绝之境。

再论杜甫去蜀之原因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对杜甫相关诗作及其职官、章服等问题进行一系列考辨,论证"杜甫为郎离蜀"、"杜甫在严未殁时去蜀"二说不能成立。杜甫去蜀的原因仍应以《旧唐书》"武卒,甫无所依"为信。

自强不息的文化蕴涵及当代意义

自强不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结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先民们仰观俯察之际的神思与洞见,赋予了自强不息深沉而高远的天道意识;历代仁人志士的体认和践履,赋予了自强不息鲜活可感的人格力量。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中,自强不息成为救亡图存的冉冉爝火;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无时无刻不闪烁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光焰。时至今日,自强不息业已成为中华儿女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追求.

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孤芳与微澜

联句创作是韩孟诗派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奇诡诗风的重要表征。综观《石鼎联句》千年阐释史,朱熹一魏源一派“去序考诗”的研究路径颇具价值。沿此详加统计分析,不难窥见韩愈联句区别于其他唐人联句的形式特征。

韩柳“天说”的话语形态与历史世界

引言大凡文学史上颉颃并称之人物,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同时,也不免于轩轾抑扬之命运。这一现象在韩愈、柳宗元那里表现得尤为充分。二子并世之日,虽亦互有批评,但大抵建立在理解与敬重的基础之上,颇存“和而不同”之风。

《月蚀诗》学术史发覆与韩孟诗派新诠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至六年间,韩愈、卢仝等人在东都洛阳的交游唱酬,是韩孟诗派发展成熟的一个关键节点。其间,卢、韩相继创作了《月蚀诗》和《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以奇崛诡怪的天象书写托讽现实政治,被视为“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的双子奇作。

韩愈《毛颖传》新论

《毛颖传》虚构了毛颖、秦始皇两个人物形象,用以托寓现实中的君臣关系,其本事历来众说纷纭。据《毛颖传》作年和秦始皇形象特征可知,在韩愈经历的代、德、顺、宪、穆五朝中,《毛颖传》本事只可能发生在唐德宗一朝。又据前代俳谐文创作规律可知,毛颖形象亦非虚设。《毛颖传》以多组与毛颖仕履密切相关的戏拟句,勾勒出德宗朝名相陆贽的仕宦轨迹,蕴含着伤陆贽、讽德宗之旨。从创作模式上看,《毛颖传》包含戏拟形象、托寓对象、日常物象三重要素,每重要素都与其他两重密切相关,交互映射。这一繁复的创作模式,不仅使其超越了同主题纪实作品的言说困境,也使其独步于俳谐文发展历程之中。柳宗元"述而不作",苏轼等"仿中有变",皆是其证。

文本错综、天象书写与梦境映射--韩愈不入翰苑考

在韩愈生平研究中,有关韩愈自请分司东都事,自其身后迄今的一千二百年间众说纷纭,成为一桩悬而难决的疑案。为此,笔者别进一解:此案当与翰林学士院人事倾轧密切相关。今从韩愈《记梦》诗入手,通过天象书写与梦境映射,分析"天人之别"托寓修辞的变容运化,发抉韩愈与翰林学士一职失之交臂这段秘史。该事件以宪宗朝权臣李吉甫、裴垍"选擢贤俊"为背景,呈现为韩愈先由裴垍奖掖提携,后与李吉甫龃龉不协,最终避祸分司的曲折历程。通过本事考证,揭示《记梦》与《韩文公神道碑》的互文关系,为文本错综状态下韩愈自请分司东都事提供较为合理可信的解释,凸显诗史互证法对于作家生平研究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