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的微观治理效应——基于现金持有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高铁建设进入黄金期,高铁开通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日益凸显。本文基于2005-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以其办公所在地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以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通车以后,沿线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当公司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以及处于较弱的外部治理环境时,高铁开通对现金持有水平的降低效应更显著,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与降低代理成本来实现。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高铁开通及现金持有等领域的相关文献,同时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公司微观行为的经验证据。

税收征管与审计费用——来自“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税务机关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上市公司重要的外部监管力量,它们之间的行为可能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以2009-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金税三期”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加强税收征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税三期”上线显著降低了审计费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经国内“十大”事务所审计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金税三期”上线显著降低了代理成本和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进而降低了相应的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和审计费用的相关文献,为新兴市场中税收征管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上市公司、审计师以及监管部门全面理解税收征管具有借鉴意义。

盈余质量、CEO背景特征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CEO具有与其背景特征相一致的行为倾向。本文从经理人个人特质层面,基于CEO背景特征的调节效应检验了盈余质量对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盈余质量越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高;拥有高学历、财务背景及海外经历的CEO,会侧重公司长远发展,企业盈余质量越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低。本文不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及管理者背景特征异质性的后果研究,也对规范公司经营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上市公司高学历员工影响审计定价吗?——基于“信息渠道”和“代理渠道”的分析

本文手工收集2012~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员工学历数据,基于审计风险的分析逻辑,考察员工教育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拥有高学历员工的公司审计定价更低,且该效应在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公司中更显著;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公司层面固定效应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随后的机制检验发现,高学历员工之所以能够负向影响审计定价,其原因就在于员工教育水平较高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高、代理成本更低,进而缓解了审计客户的固有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聘请了高质量审计服务以及议价能力较弱的公司中,高学历员工降低审计定价的效应更显著。

超额商誉与信息披露违规

近年来,并购交易引发的商誉泡沫现象已成为我国A股市场的重大风险要素之一,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角度切入,探究超额商誉引发的负面效应。研究发现,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倾向和频率越高;机制检验表明,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是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传导路径;针对治理对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独立董事规模较小、非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情形下,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现象更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现象在民营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丰富了商誉以及企业违规领域的研究,对监管机构、投资者以及上市公司正确认识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具有启示意义。

浅析我国煤炭企业上市公司财务风险与应对

煤炭资源是全球重要而又稀缺的能源和原料,尤其是在中国,煤炭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煤炭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中国煤炭行业的过快过量发展,以及近几年来国内外经济疲软,导致国内外煤炭需求直线下降,市场规律的调节,导致了一批又一批的大中型煤炭企业破产。煤炭行业自此进入"寒冬期"。本文主要结合文献浅析我国煤炭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以及如何应付已经出现的财务风险,力求我国煤炭企业上市公司能够顺利渡过"寒冬期"。

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研究

进入新经济时代,金融信息化、数据化趋势日益明显,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大数据、云技术等的发展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金融与大数据出现了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大数据的数据挖掘、利用方式也可以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商业决策支持,促进金融业发展。大数据是条件、环境、支持,互联网金融是形式、渠道、方法,两者本就存在"水乳"联系。进入大数据时代,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是"顺水推舟",对促进金融改革的客观需要。本文阐述了大数据及互联网金融概念,明确了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必要性,分析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数据时代下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对策,以期更好地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信息透明度、股价稳定性与股价同步性——来自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证据

文章以新三板市场2015-2016年的挂牌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信息透明度、股价稳定性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并采取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GMM回归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新三板挂牌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与股价同步性呈显著正相关,且股票信息透明度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股价稳定性的提高而增强。此外,相比协议转让,采用做市转让的股票公司信息透明度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这说明,新三板市场的信息含量较低,股价波动更容易受到"噪声因素"的影响。

放松卖空管制能够抑制并购商誉泡沫吗?

本文以我国放松卖空管制作为切入点,系统检验了其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研究发现,放松卖空管制之后,超额商誉显著下降,同时商誉资产也显著下降,且该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卖空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跟踪、增加对管理者的激励来抑制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水平较高、行业竞争度较低的情形下,卖空机制对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卖空和并购商誉领域的文献,并为以市场导向原则化解并购商誉泡沫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式。

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试点项目--"沪港通"为外生事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公司中的差异。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开启能够显著提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相较于民营企业,"沪港通"的开启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于股权相对较为分散以及地处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沪港通"的开启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向效应更强。

贸易自由化、实际汇率变动与公司投资——来自跨国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1990-2014年42个国家(地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总体关系、作用渠道和跨国异质性等方面考察了实际汇率变动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变动会对贸易公司的投资产生显著影响,实际汇率贬值会显著地促进贸易公司新增投资;而实际汇率变动对非贸易公司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劳动份额对产出贡献越大、融资约束越低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的贸易公司,实际汇率贬值对其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强烈,表明实际汇率变动会通过内源融资、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渠道作用于公司投资,且三种渠道中内源融资渠道解释能力最强。贸易自由化越高的经济体,实际汇率贬值对贸易公司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强烈。

高管文化背景与企业债务成本——基于劳模文化的视角

目前,文化对各种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日益增加,但有关文化对债务契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在既有高管文化背景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劳模文化的视角切入,基于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动机,考察高管的劳动模范身份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高管劳模身份有助于降低债务成本。进一步考察融资环境的影响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和金融生态环境更好的地区该效应被削弱,表明劳模文化对正式制度规范企业经济运行产生了替代效应。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劳模身份通过降低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声誉担保来降低债务成本。最后,在排除金融关联和政治关联的影响后,本文发现高管劳模身份对债务成本的降低效应依然显著。

新三板分层政策与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不同交易方式和分层标准的讨论

基于2016年6月24日新三板分层政策,以2015~2017年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分层政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入创新层的公司其零交易天数与非流动性显著降低,在控制了市场行情影响因素后,分层政策的流动性提升效应更加显著;分层政策的流动性提升效应因公司交易方式、分层标准不同而异。说明分层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筛选出对投资者有利的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文章丰富了资本市场分层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监管部门完善新三板制度设计、促进流动性提升的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