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的立法建议

技术侦查通常存在着对公民人身权、隐私权和财产权等宪法性权利侵犯的风险,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技术侦查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对技术侦查做了一些规定,却存在着侦查机关自我审批、没有适用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手段和适用范围过宽等问题。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

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成为了刑事诉讼研究的一大热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推行却困难重重。通过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存在某些立法缺陷,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予以完善。

关于秘密侦查诉讼法制化的思考

作为一种侵害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秘密侦查理应纳入诉讼法制化的轨道。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作为对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见的回应,有必要结合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际,从其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和违法救济等方面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定

秘密侦查是一种侵害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将秘密侦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并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是侦查法制化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对秘密侦查做了一些规定,却存在着侦查机关自我审批、没有适用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手段和适用范围过宽等问题。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应对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和违法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

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制

秘密侦查通常存在着对公民人身权、隐私权和财产权等宪法性权利侵犯的风险,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为了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相对平衡,应当把秘密侦查纳入到诉讼化的轨道上来,在刑事诉讼法中从适用范围、审批权限、期限、实施程序等方面对秘密侦查进行全方位的规制。

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完善

不起诉制度是刑罚理论由惩罚论到目的论转化的产物,是刑事起诉便宜主义的具体体现。1996年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定罪免刑"的免于起诉制度,通过规定酌定不起诉保留了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自由裁量权,增设证据不足不起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安机关由于证据不足超期羁押的现象。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司法实践,我国不起诉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法定不起诉立法范围过窄、相对不起诉的自由裁量空间有限、证据不足的可以不起诉违反了疑罪从无的精神。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就要通过扩大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范围来发挥其便宜主义的功能、实行暂缓起诉制度在被害人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若干构想

在西方法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诉讼观念、文化背景的影响,相关配套法律规定的缺失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基本理论入手,在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相关法律规定的分析的基础上,剖析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立法缺陷,提出了确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证人身份、确定其作证的范围、申请其出庭作证的主体、出庭作证的保障措施与不出庭作证的救济措施的立法建议。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在西方法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诉讼观念、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相关配套法律规定的缺失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因此,应当通过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确立警察出庭作证的证人身份,确定其作证的范围,明确申请其出庭作证的主体、出庭作证的保障措施与不出庭作证的救济措施等。

行政法视野下的警察盘查权

在我国,警察盘查权是行政法赋予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打击犯罪中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执法权,能否正确行使,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然而,我国法律中规定的盘查主体不特定、启动标准过于简单,盘查的范围、时间、强制程度规定不明确,缺乏必要的制约和救济,实践中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屡有发生。为了实现秩序与公正、公权与私权、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相对平衡,需要把警察盘查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通过行政立法对其主体资格、启动标准、范围、时间、强制程度和救济措施等进行全方位的规制。

审前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审前羁押作为一种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在审前即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将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以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一项制度。和大多数刑事诉讼制度一样，审前羁押像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