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传统与宋代别集义例

有关黄庭坚的两则材料逗露出宋代别集义例受到《诗经》传统的影响。从文献资料看,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别集编订以三百篇为度,集名取径《诗经》,仿"诗六义"分类作品,以及模仿《毛诗序》的文本结构。宋代别集义例的构建以《诗经》作为范例,存在深浅两层次的原因,它更多的是宋代文人文学观念中"精品意识"的外在投射反映。其固然具有不小的价值,但也无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果。由于其自身伴生的内在问题,以及在与"求全"意识的较量中"求精"意识的逐渐式微,宋代之后这种规律性的现象趋于湮没。

宋元时期《摸鱼儿·晚春》经典化研究

宋、元时期是《摸鱼儿·晚春》接受历程的初始期,也是此阙经典化的关键一步。宋、元文人,尤其是易代文人在模仿《摸鱼儿·晚春》名句和继承原有思想主题的同时,也对其加以改造和深化,并且在不同时期表现着各自独特的价值。词论对《摸鱼儿·晚春》的批评阐释更是后世研究的基础。《摸鱼儿·晚春》这种经典化的意义所体现出的价值则是将"香草美人"之比兴寄托手法广用于词作中,真正改变了"词为小道"的面貌,使宋词异彩纷呈,离骚传统得以继承发扬。

经世思潮视域下梅曾亮对桐城文论的改造

嘉道以降经世思潮坌涌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冲涤社会各层面,在此紧要转捩关头,桐城派积极应对。而其中居京师日久,对桐城派传衍贡献颇大的梅曾亮顺时应变以改造桐城文论的举动最为瞩目。在承袭桐城文论堂庑之前提下,梅曾亮对桐城文论作了一番扬弃、创新:摒弃门户观念,不涉学术争端;顺应汉宋调和之势,倡行论事之文,骈散兼得;融合文史,“通时合变”,以重史理念补完桐城文论;以学力融小说之“俗”入古文之“雅”,在雅俗文学交融共赏中推动桐城古文近代转换。梅曾亮对桐城文论的改造既推动桐城派顺应时代潮流而传衍全国,也直接启发曾国藩等人的文学观念,最终以间接的方式促成了桐城派最后的辉煌。

梅曾亮《古文辭類纂》評注發微

在梅曾亮古文研究相對成熟的當下,關注其品藻文章之評注無疑是一條探索梅氏文學旨趣的新路徑。合參梅氏對其師姚鼐《古文辭類纂》評語可知,無論是從字句注解考據、文章流變溯源,還是着眼文章整體的批評及一些時見妙語,皆足見梅曾亮文章體味之精深及對桐城文學之靈活承變,而他對楚辭的解語則是在承繼其父梅冲的基礎上又有一番自我深徹見解,亦是可貴。故所評雖有未精當處,但仍不蔽梅氏文章功底和旨趣的豐厚,這對考察梅氏文學思想及桐城派文學批評體系皆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近代中意交流格局下的人物图景——佛弼执礼的在华行迹与《酷刑逼供论》译介

意大利人佛弼执礼光绪年间来华,侨居中国近五十年,其人汉学渊博,曾长期兼领意大利驻华多地领事之职。他广交名贤,孙中山曾亲笔致信予以称赞,其信可补文献之阙。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佛弼执礼时常扮演为和平奔走的调解者角色。究其原因,既是他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使然,也是由意大利在华所处的尴尬境地决定的。此外,作为贝卡里亚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最早汉译选本,《酷刑逼供论》的译介是佛弼执礼审时度势后的选择,但深究之,它更是佛弼氏为扭转"三门湾事件"后意大利在华不利局面而做出的尝试。该书虽夹带了一定的私心,但也确实对清末刑讯制度的革除有襄助之功。

论梅曾亮诗歌之风貌

梅曾亮为引领一时文坛风向的文章大家,而诗亦甚佳。《柏枧山房诗集》存其诗近七百首,在桐城派诗人中数量显眼。因意兴高标,梅曾亮对自己的诗作常汰择焚弃,精益求精。梅曾亮诗歌取材宽广,真切映照时代精神面貌,而又颇得诗教敦厚之旨。其诗歌风格多样,除晚年作品深浸“诗史”之味外,又具“坚致古劲”与“清妙自然”之不同面目,这是他熔铸百家而能自成一家的结果。

论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快”

本文意在阐释"快"的诗学内涵,同时对其在诗学批评中的特殊位置、确定和展开情况进行分析、勾勒。由于语义复杂,"快"作为诗学术语,不能简单地划分到某一类诗学范畴中。它自唐代进入诗评领域,在宋代被广泛使用,同时诗家对其也开始了理论反思,至明清时期,在频繁运用中,反思指摘之论渐多。在进行诗学批评时,"快"的正面涵义丰富,体现在创作上的下笔迅快,风格上的语辞流利,节奏快畅并以此显现出清逸俊爽的明朗色调,在抒情说意上又是表示一种直接、直白的表达、书写方式。尽管如此,"快"因为易缺乏委曲沉著之致也常为诗家所诟病。它虽称不上是诗史演变的风标,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家审美取向的转变。相比其他诗学范畴,"快"的正面价值可以涵盖整个诗歌创作到接受的过程,可以形容整个过程的美感,这也正是"快"这一诗学批评术语最为特殊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