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跨境赌博犯罪多元治理路径研究

跨境赌博犯罪严重侵害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催化了跨境赌博犯罪的产生。互联网技术则为跨境赌博犯罪提供了新发展路径,形成了赌博活动跨境化、行为类型多样化、赌博平台网络化、赌资支付虚拟化、赌资外流隐蔽化等特点,且容易诱发其他恶性犯罪。实践中,境外赌博向纵深转移、抓捕取证困难等现实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单一的犯罪打击手段等治理问题,使跨境赌博犯罪始终有反弹的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旨在依法从严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强化犯罪治理应当多元措施并举。通过对新增罪名的解读与适用,完善司法程序以及加强警务合作,能够从前端预防、司法程序等路径开展多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