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铺首衔环”图像解析

汉画像石上刻饰的“铺首衔环”图像的主要特征是山字形高冠、兽面及铺首所衔之环。铺首实际上是神人兽面纹的组合,山字形的高冠代表的是省略后的神人图像,兽面直接继承了史前时期的兽面纹、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而铺首所衔之环,则又是直接继承了史前良渚文化主要用于陪葬、进入阶级社会后广泛用于祭祀的玉璧。汉画像石上刻饰的“铺首衔环”图像,是巫师一类神人、具有某些特异功能的神兽,以及与天的含义有关的玉璧的有机组合,这是中国古代工匠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果。其确切的含义则与沟通天地人神的史前原始巫术、两汉时期的埋葬习俗密切相关。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中国艺术考古学奠基于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及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即遗物和遗迹。这些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功利性、多样性等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同时,艺术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的再思考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来,但对该学科的深入思考却似乎刚刚开始。中国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之间成长起来的交叉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主要倾向于考古学,故其学科基点应该定位于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一对学科概念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命名,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则寄托于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艺术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高等院校对艺术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前景辉煌。

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奠基

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的边缘地带产生的交叉学科,其形成和确立顺应了考古学与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样,考古学与艺术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坚实基础。

六朝青瓷中的宗教信仰

人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类能够通过运用自己的大脑思维和灵活的双手,创造出能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同时,在这些物品上烙下深刻的思想印记。本文将通过对六朝青瓷造型和装饰题材的分析,揭示六朝青瓷所隐含的史前原始宗教巫术、道教和佛教信仰等思想内容。

谷仓罐形制的文化演绎

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加和器物研究的进步，谷仓罐形制的演绎所隐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历史信息得到了进一步阐释。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辨析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的命名,差异在于对"美术"与"艺术"概念的理解,美术考古学产生于艺术学学科在中国建立之前,艺术考古学则是艺术学学科建立以后的产物,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逐渐成熟的艺术考古学,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其称谓也更切合学科的定位。

略论考古出土艺术品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的作用

在近代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以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存在着研究对象仅限于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书画家,以及作品中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等种种缺陷。田野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资料的丰富性和科学性特征,不仅丰富了艺术史研究的内容,更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保障,田野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

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艺术考古实践活动虽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宋代金石学,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考古实践的繁荣和对艺术考古学理论的思考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理论发展日趋成熟、艺术考古实践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田野考古新成果的涌现、艺术学理论的成熟、艺术史研究者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关注,以及高等院校对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和对创作实践人才培养的专业化,中国艺术考古学辉煌的发展前景已然展现在人们眼前。

从先秦两汉艺术品装饰题材看天地人神关系的演变

因史前原始社会先民对自然物的万物有灵观、对某些特定动物的图腾崇拜而初步形成天地人神的概念,商用时期强化了天地人神闻的关系,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人类自身认识的觉醒,以至于在两汉时期达到了天地神人关系的完善。这表明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缺陷和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从事的是以传世的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品及其艺术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工作,造成了艺术史研究过程中只重形而上的书画艺术品、孤立研究艺术作品及其作者等缺陷。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不断涌现,不但弥补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而且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更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略论六朝时期的道教与书法

本文诣在通过道教对上层士族阶层的影响和道教法术对书法艺术启示的详细分析，论证这两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

论仰韶文化尖底瓶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尖底瓶作为新石器时代陶器中造型独特、功能明确、设计制作巧妙的集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虽然其流行的地域局限于黄河的中游、上游地区,也仅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比较多见,但尖底瓶器形与功能的变化、流行区域范围的局限等特征却对研究造物艺术的规律性问题与对现代工业产品的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略论吴晋青瓷谷仓罐的装饰设计

谷仓罐是一种专门用来陪葬的模型明器,俗称"魂瓶",即死者灵魂的栖息地或寄托物.吴晋青瓷谷仓罐由东汉时期的五联罐造型演变而来,以罐为主体,罐口以上堆贴人物、鸟兽、楼阙等装饰题材,又使它有了"堆塑人物罐"、"飞鸟人物罐"和"堆塑谷仓罐"的美称.谷仓罐主要流行于三国东吴晚期到西晋时期,东晋初年的墓葬中已十分罕见,其流行区域也仅仅限制在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偶有出土,并以越窑青瓷制品最为常见.谷仓罐是六朝初期陶瓷制品中造型最为奇特,装饰最为繁复的古代工艺美术品.它是两汉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丧葬礼俗中厚葬之风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它也隐含着丰富的社会精神文明方面的信息和古代造物艺术的设计思想.

六朝石刻辟邪艺术图像的释读

六朝石刻辟邪是六朝时期文化和艺术的载体。六朝石刻辟邪的艺术图像的构型要素以狮形头、张口露舌、体侧刻划羽翼等为主要特色。通过对这些艺术要素源头的追溯,笔者认为:六朝石刻辟邪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及中国传统丧葬礼俗的产物。

略论六朝时期建康城的作用

六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分裂和动乱的年代,三百多年间,政权更替频繁,战争时常爆发,人口迁移不断。面对这充满动荡和血腥的社会现实,社会各阶层的首要任务便是如何适应这一战争纷纭的环境;国家政权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通过军事行动来保全自己或进而统一全中国。本文通过对六朝建康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建康城形制和规模的分析,阐述建康城在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军事行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略论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功利性特征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能够创造人工制品。人类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技术产品,满足人的实用需要;人类的审美活动创造出艺术品,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但是,事实上,人类创造的物品往往不可能如此简单地被划分,在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许多艺术品中,除了具有鲜明的情感、思想性和审美特征外,更具有强烈的实用功利性特征。

大汶口文化“”符号新解

分析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划符号“”,结合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的演变、良渚文化玉器上刻划的鸟纹图像,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应是鸟的简化和变形,是巫师借用来沟通天地的巫术符号。

略论文化人类学在研究原始艺术问题中的作用

文化人类学“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科学，它是相对于研究人类体质特征的自然人类学而存在，是研究人类社会关系以及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文化人类学是由研究人类共同体的民族学，研究人类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研究人类习惯的民俗学和研究人类生活智慧的民具学等学科组成的”。它的研究重点偏向于史前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和现存野蛮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