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人才的跨国流动模式及对其回流后职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上海市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立足于2021年上海市基本侨情调查数据,从人才流动的周期性视角出发,综合考虑个人家庭特征、流动动因以及流动的时空经历等多维度因素,构建海外人才跨国流动模式与其回流后职业发展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海外人才的跨国流动模式主要表现为“出国留学(工作)—回国就业(定居)”的一次性返迁模式和“国外定居‘落户’—回国就业(创业)”的跨国循环模式两大类;②职业驱动的跨国流动原因对人才回流后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应重视人才流动前后期阶段的连续性以及个体的主观流动策略;③人才回流后的职业发展与国外居住时长存在“倒U形”关系,与回国时长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关系。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一系列优化海外引才及促进回流人才成长发展的政策建议。

海外人才的回流动因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的实证分析

人才回流是国际人才流动的关键环节。全球化时代,人才回流表现出动因多样化、群体差异化以及影响因素复杂化的特征和趋势。文章基于2021年上海市基本侨情调查数据,探究我国海外人才回流动因的差异及其微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海外人才回流趋势显著,回流主体构成多元化、回流动因多样化,以长期定居型和职业发展型回流为主;(2)回流动因具有较强的个体异质性,个人家庭特征以及流动特征和经历对回流动因具有显著影响;(3)海外人才回流具有地域集中性、空间指向性以及时间阶段性等特点。为吸引国际人才回流,促进海外人才发展,优化我国海外引才政策,应高度关注国际人才迁移和全球人才竞争的新动向,根据回流主体的不同回流模式特点构建引才政策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形成海外人才回流的最佳模式,充分发挥海外人才的空间集聚效应;在人才环流背景下,加强海外人才“引用一体”的政策设计思路,提高海归人才的社会贡献力。

邻里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基于2013年CMDS数据的多层次路径分析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居住隔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但忽略了不同居住空间类型造成的层级性影响,其背后的路径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发掘。本研究利用2013年CMDS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包含社区、住房及邻居类型等多种邻里因素的分层模型,展开具体的居住空间层级效应检验及其内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社区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融合程度既受邻里建成环境、住房等客观物理因素的影响,也与社区活动参与、邻居类型等社会资本条件密不可分,社区环境通过社区活动参与对社会融合产生影响。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可以通过增加社区内住房的异质性、改善邻里环境以及鼓励社区活动参与等有效措施,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互联网+”背景下电商扶贫现实困境和对策建议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农村电商商务发展迅速,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已经成为破解深度贫困和可持续脱贫难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在电商扶贫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现实困境。在分析电商扶贫的现实困境基础上,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建设城市科创人才创新创业全要素服务平台研究——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在上海市推进全球科创中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科创人才创新创业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相应的各项服务功能的供给碎片化和不匹配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根据创新创业全要素服务平台的理论内涵和区域实践,将其分解为引才服务平台、创新服务平台、创业服务平台、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宜居宜业服务平台和融入长三角发展平台六大子平台。研究聚焦了科创人才创新创业中的突出问题及实际需求,并从对接省市级政府部门、细化区域政策措施、发挥用人单位主导作用等三方面讨论了打造科创人才创新创业全要素服务平台的具体建设思路。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菜花生产效率研究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九个代表省区2011—2018年露地菜花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我国的露地菜花生产率以每年2.8%的速度降低,其中技术效率年均降低2.2%是我国露地菜花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指数变化是Malmquist指数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主要原因。提出建议:实施政策扶持;实行产业化经营提高露地菜花生产的规模效率,加快促进露地菜花发展由粗放式朝向集约化转变;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含糖饮料税的国际经验借鉴及启示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健康问题,世界上已有很多国家开始对含糖饮料征税,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我国尚未对含糖饮料征税。本文通过借鉴部分典型国家的相关税收制度和经验,从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确定合理计税依据和税率形式、指定税收收入的专项用途等方面,提出了未来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消费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国学龄人口分龄平均受教育年数的计算及其应用研究

学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学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以与学制和年龄相对应的"标准(或适龄)受教育年数"为基本参数,以受教育程度构成的年龄变化为依据考虑学龄段内的错龄上学,对学龄人口的分龄及整体平均受教育年数的探索性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学龄人口的分龄及整体平均受教育年数普遍提高,总体受教育程度高移化趋势显著;其性别差异明显缩小并已出现逆转性变化,城乡差距在小学学龄段以上有所拉大;按出生队列分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增长显示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成效。为此,学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的研究必须细化到每岁并充分考虑年龄结构的影响;我国学龄人口分龄平均受教育年数增长变化反映教育资源配置基本适应年龄结构变化,同时也使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均衡发展面临新挑战。同时,要深入关注城镇化的城乡教育差别效应,逐步推行十二年制普及教育,促进学龄人口充分适龄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