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讼观念的传统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与意义

无讼,作为中国法文化中的传统观念,深深根植于历史的土壤中。封闭的小农经济、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关系、统治者权力的有限扩张,均是无讼观念赖以生存的土壤。虽然法治国家的构建已经历了数十年,人们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也日益提高,但是无讼观念仍根深蒂固,并且深刻影响着人们对法律功能的判断。通过对无讼观念传统的产生、发展、体现与存在根源的论述,可以进一步探寻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和意义。

论选举对唐代士大夫法律素养的影响

选举是唐代文人成为官员而跻身士大夫行列的主要途径。在选举过程中,国家不仅要求应试士子精通儒家经义,还重视考察他们的法律素养。因此,在科举的明法科、进士科及制科中,在吏部铨选和科目选中,均涉及对法律素养的考察。这对唐代士大夫群体法律素养产生了重要影响。选拔考试使得士大夫在入仕之前便对法律知识有所储备,从而形成文法兼备的知识结构,并对决断能力有所培养,为胜任帝国官吏临政治民的职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拥有良好法律素养的士大夫进入官僚体系后,修律设刑,持法断狱,使唐代法制更趋完善,运行平稳,影响深远。

宋词中的无讼观念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私有制的深化及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人好讼、健讼之风日渐盛行。然而,无讼作为儒家所倡导的主要诉讼观念,仍被当时的士大夫奉为圭臬。这从士大夫所做之词中可窥一斑。在交游唱和之间,"刑清讼简"成为士大夫为官所追求的目标,"少讼多闲"亦成为官员生活的常态。民间所尚的"好讼之风"与士大夫所秉的"无讼之愿"在宋代相悖并存,究其根本原因实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发展不平衡所致。

从《诗经》看殷周之际神权法思想

天命治道是殷周之际重要的治世思想。神权天命思想的转变也影响了彼时法律的实施和法律思想的变迁。通过对《诗经》中相关诗篇的解读,探析殷周之际的神权法思想演变的表现及其成因,并进一步分析其对后世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

诗以为治:《诗经》中的法意——兼论法律与文学的关联及其意义

'《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诗与当时实际上发挥着法律规范功能的礼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礼乐载体的诗,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内涵,逐渐渗透到国家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发挥着超乎想象的社会功能。无论是从'文学中的法律'角度来看还是从'通过文学的法律'角度来看,《诗经》都堪称'法律与文学'关联的典范。诗经的法意,包括其中的婚姻制度与习惯、罪与刑、诉讼与审判,刚好对应着法律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联模式——'文学中的法律'。同时,公权力主导下诗的产生、诗与礼乐的关系、《诗经》的教化之功及其规范功能的实施效果,可以分析《诗经》的法律品格,对应着法律与文学研究之中的另外一个关联模式即'通过文学的法律'。这样,'法律与文学'研究在不知不觉间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国传统法律的理解之门。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关法律的研读,可以从侧面映证对彼时的法律的研究,如法律理念、法律思想、法律的实施效果等等,这些都属于法学一般理论的范畴。有关《诗经》的解读,不能只是停留在'诗史互证'之上,而是要上升到法学研究的理论层面。'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无疑是独辟蹊径,可为传统的法学理论研究注入生机和活力,并产生积极影响。极具价值与意义。

唐代士大夫阶层法理与律令知识考订

唐代士大夫多以文优之声著于后世,而吏干之能不显。故而传统的观点认为他们虽擅长文史却并不熟知律法,对百姓的治理多以教化为主。然而真实的状况并非如此。他们不仅明深谙法理,对法的起源、法的作用及礼法关系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还通晓律令,除了史书中大量的记载之外,考试所写的判文,议谳所写的奏疏及日常所写的诗歌均是直观呈现他们法律知识的载体。而在彼时影响他们形成这种知识结构的社会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有出身阶层、学校教育及入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