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问题的探讨

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首先应从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作为义务,应以采取当前的技术措施不会实质性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运营成本或系统与网络的负担为限。网络连接服务提供者IAP不成立不作为犯罪。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IPP的作为义务可以借鉴版权立法中的"避风港"原则和"红旗标准"进行限制,具体包括通知删除义务和主动审查义务。网络内容提供者ICP对别人提供的图片、新闻、文章、免费或者收费下载软件的审查核实义务也应采取"红旗标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可以从主观过错、损害结果以及社会危害性几个方面进行区分。

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难题对策研究

"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包括对象型和工具型两种类型。破解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司法难题,要严格依法取证固证,实现网络证据与现实证据以及传统取证方法与非传统方法"两结合",利用高科技破解传统取证技术锁定犯罪证据及嫌疑人,利用金融系统的反洗钱网络,构筑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预警机制,以"侵害关联性"原则对属地管辖原则中的犯罪地加以限制,从实质上对素未谋面的犯罪分子是否构成犯罪集团进行认定,运用间接证据印证多笔小额诈骗数额,区别不同情况追究网络服务商的不作为刑事责任。

关于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如何适用刑事管辖仍然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网络犯罪可分为网络侵害犯和网络工具犯,网络犯罪的无区域性和虚拟性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传统刑事管辖的基础。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应当由国家来行使,以犯罪行为在现实空间中的归属而不是以网络空间作为划分刑事管辖权的依据。确定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应以传统刑事管辖理论为基础,以"侵害关联性"原则来限制犯罪地。在解决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冲突方面,应确立实际控制和先理为优原则,各国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多边国际公约以及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

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制度研究

刑罚变更执行监督,有"事后监督"和"同步监督"两种不同的观点。从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两方面来论证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的合理性,借鉴各地检察机关对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制度的实践探索,从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的范围、原则、具体措施以及立法层面,对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进行深入探讨。

论对公安机关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强制性侦查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财产、隐私等多项宪法性权利。我国目前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公安机关自身按照完全的行政运作模式进行的,而外在监督不可或缺。但目前我国对公安机关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存在着监督内容和范围不明确、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侧重于事后监督、无统一的监督标准、监督的效力不强、监督救济程序缺位等问题。因此,应从监督主体、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监督标准、监督程序、司法救济以及法律后果方面,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制度,以利于实现私权的保障和公权的制约。

从刑法的谦抑性论“婚内强奸”

许多西方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婚内强奸"行为构成强奸罪。我国对"婚内强奸"立法规定模糊不明,理论学说众说纷纭,司法实践裁决不一。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婚内强奸应在一定范围内有限成立强奸罪。作为现代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影响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在刑事立法层面,应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在刑事司法层面,应从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

关于派驻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构建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展开,派驻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及现实必要性。然而,当前派驻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职能定位不明确,与内设监所部门的关系不明确,人员、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监督信息渠道不畅通,监督缺乏程序保障等诸多现实问题。只有从制度和立法上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才有利于派驻基层检察室有效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

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研究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对我国目前建立健全证人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全方位构建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是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的迫切需求。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在劳务派遣、工程承包、分包、转包中,要结合劳务关系的具体情形认定犯罪主体。不构成劳动关系也可以适用该法条进行救济。在客观表现方面,涉及本罪罪状的叙述、劳动报酬的范围、"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以及"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法律适用问题。

自侦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问题探究

司法实践中,自侦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主要存在执行程序不完善、执行监督程序不规范,以及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因此,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进一步规制,以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当前自侦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须解决的问题。

公民个人信息疑难问题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但本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公民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依据,行为方式的完善,"情节严重"的细化,行为主体以及罪数形态几个方面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进行探讨。

刑事立案监督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分析了刑事立案监督立法上的缺陷,从扩大刑事立案监督范围、监督的程序,赋予检察机关知情权、立案调查权、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权,统一刑事立案与刑事立案监督标准,以及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制度上升为法律等立法完善措施。

强奸后迫使卖淫未成是强迫卖淫罪既遂还是未遂

情节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实施基本犯罪因具有法定的加重情节而符合加重的犯罪构成而被加重了法定刑的犯罪。情节加重犯有既遂与未遂形态之分。情节加重犯既遂与否,一方面取决于加重情节要件具备与否,更重要的是由基本犯的犯罪形态而定。

对“人肉搜索”刑法规制的思考

"人肉搜索"最早诞生于2001年的猫扑论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并不必然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人肉搜索"本身不存在是否犯罪的问题,我国刑法对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公民个人信息的"人肉搜索"已有相关规定,没有必要将"人肉搜索"的入刑予以单独规定,只有当行为人采取"人肉搜索"的方式侵犯了他人隐私或个人信息,情节严重时才涉及纳入刑法规制的问题。

从“躲猫猫”事件透视看守所职务犯罪预防

近日来被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云南"躲猫猫"事件真相水落石出,最终揭开了"牢头狱霸"的潜规则,暴露了看守所存在的体制弊端。"躲猫猫"事件并非偶然,在此事件之后,一些地方的看守所也陆续发生犯罪嫌疑人非正常死亡事件,这些恶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地方陆续开展了打击"牢头狱霸"专项整治活动。①然而,打击"牢头狱霸"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未进行"羁侦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今天,构建看守所职务犯罪预防长效机制才能从源头上杜绝"躲猫猫"式的悲剧再度发生。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起诉制度浅析

分案起诉应理解为广义的分案审查起诉,而非狭义的分案提起公诉。各地检察机关近年来分案起诉工作的实践,为我国完善与实施分案起诉制度提供了实践支持。对分案起诉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分案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依托派驻基层检察室预防乡镇职务犯罪

依托派驻基层检察室平台,从法律定位,职能定位,建立制度、人员、经费长效保障机制,深入乡镇开展预防调研,协助完善基层管理制度,建立"个案、系统、同步"三位一体职务犯罪预防体系,以及搞好乡镇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等多个角度构建乡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有助于破解检察机关乡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难题。

民事申诉案件和解制度探析

民事申诉和解制度在实践运行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民事申诉和解在本质上属于民法意义上的契约,和解协议的效力可以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进行分析。民事申诉和解与法院既判力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契约的请求力是否违背"禁止重复起诉"原理;二是如何协调民事申诉和解之诉与法院既判之诉之间的冲突。全方位构建民事申诉和解制度,就要明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操作程序。

民事申诉案件和解制度探析

民事申诉和解在本质上属于民法意义上的契约,和解协议的效力可以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进行分析。民事申诉和解与法院既判力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解协议具有民事契约的请求力是否违背"禁止重复起诉"原理;二是如何协调民事申诉和解之诉与法院既判之诉之间的冲突。全方位构建民事申诉和解制度,明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

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

司法实践中,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主要存在缺乏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中立性不足、参与刑事诉讼范围有待进一步完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缺乏必要监督、管理体制尚未建立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应制订刑事诉讼翻译制度规则、明确翻译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合理界定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明确翻译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规范翻译人员参与刑事诉讼程序,强化司法机关对翻译活动的监督,以及建立刑事诉讼翻译人员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