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域官寺及其功能

唐朝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在唐代完成。佛教与中国社会发生紧密联系,人生的许多生命礼仪都在佛教的形式下完成,从朝廷到民众莫不如此。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维护丝路畅通投入巨大,安西四镇的驻兵,就是证明。唐朝在西域,不仅驻扎军队,也设置官寺,不仅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伊吾军都有官寺存在的证明。官寺是唐朝的官方寺院,通常由汉僧管理,使用汉语佛经,并接受中央统一领导。通过西域出土的唐代文献,尤其是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发现唐代官寺在西域主要是服务军队,慰藉将士军心,提供生活帮助,是很重要的一种存在。

孟宪实 从元载倒台看唐代御史台制度

御史台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国家监察制度,在秦汉时期已经初具规模,到唐代则进入了较为成熟、健全和定型的阶段,其组织完备、分工清晰、职责明确,可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精华,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御史台制度是怎样的,又是如何运转的?我们从权相元载的倒台来进行梳理和了解。

北庭与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

唐朝经营西域,继承的是汉朝传统。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都有西汉体制的影响。最初,唐朝在北疆以西州为中心展开建设,即使在安西都护府转驻龟兹之后,西州的地位依然重要。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四镇驻军数万人,南疆地区终于获得稳定。继续探索北疆的管理体制,最终设置北庭都护府,把庭州建设为北疆的军事政治中心。至此,天山南北分别设立两个军事政治中心,互有分工又彼此配合。唐朝的西域管理体制终于从汉代的制度模式中发展起来,拥有了唐朝制度特色。南北两个军事政治中心既分工又配合,在稳定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方面,唐朝的新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炎黄传说的历史研究

炎帝和黄帝,是上古传说中的伟人。《史记·五帝本纪》为什么以黄帝开篇,为什么把炎帝置于黄帝的背景之中?归纳相关古代文献可知,炎帝代表农业发明,黄帝代表国家创立,这一观点,分明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论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考古学界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学者排斥炎黄传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相关。而炎黄的古代文献记载证明,在古代中国文献中,确有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学说。这个学说的存在,与考古学先有农业后有国家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证明这个学说具有合理性。中华文明起源的学术研究路径众多,考古学担任重要角色,但绝非唯一路径。

温阳散隔物灸治疗脾肾两虚证肾性水肿的探讨

肾性水肿常见于多种肾脏疾病,目前西医治疗较为单一,使用药物多为利尿剂,长期使用易产生利尿剂抵抗和不良反应。结合中医治疗不仅可以增效,还可以拮抗不良作用。据临床观察,肾性水肿多责脾肾,以脾肾两虚证多见,针对此类肾性水肿患者的发病特点,选用中医外治法隔物灸法,用温阳散方与灸法相结合,配合神阙、关元、气海、中脘4穴,以达温脾暖肾、利水消肿之效。

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

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孟宪实，宣红麴氏高昌（５０２—６４０年）的政治制度，自从运用了吐鲁番出土资料后，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①。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只就麴氏高昌中央诸曹的职掌进行一些讨论，不妥之处，敬请批评。１、诸曹概说关于麴氏高昌中央行政部...

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吐鲁番和敦煌文献在近代史上拥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但与发现于藏经洞而后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不同,吐鲁番文书多分散地出自寺院遗址和墓葬,种类更多,而且新的材料还在不断出土。因此当敦煌学因为材料的缺少而面临问题意识的挑战时,吐鲁番学还是会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而不断有新的发展。吐鲁番学最早是由国外研究者打开局面的,但是中国的吐鲁番学也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取得进展。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吸收国内外学术活力的国际性学术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预期,吐鲁番学还会在各个领域有新的进展,如吐鲁番区域史、中西交通史、中国中古社会史,而很多传统课题都会因为新材料和新视角的出现而得到新的认识。

低常视力与正常视力学龄儿童眼调节储备的对比研究

目的探讨低常视力与正常视力学龄儿童眼调节储备的差异。方法选择7~12岁学龄儿童102例,其中裸眼视力≥0.8（正常视力组）50例（100眼）,裸眼视力〈0.8（低常视力组）52例（104眼）,应用综合验光仪检测两组双眼正、负相对调节,应用移近法测量双眼调节幅度,自制±200D反转拍法测量双眼调节灵活度。结果正常视力组的正相对调节为（-2.70±1.23）D,调节幅度为（14.03±2.17）D,均明显高于低常视力组的（-1.64±0.81）D、（11.48±2.60）D（P均〈0.05）;两组负相对调节、调节灵活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正相对调节、调节幅度下降引起调节储备不足可能是学龄儿童近视发病的原因之一,而负相对调节、调节灵活度等眼动参数与近视发生无关联。

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组织形态

本文通过对敦煌出土文书中关于民间结社资料的考察，对中国古代民间结社及其传统，提出了较新的认识。民间结社传统悠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组织结构，概括起来有如下特征：个人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结社，社人大会地位最高，有制定社条、选举社官、决定重大事务等权利；社条为社内行为的最高准则；社人地位平等；社务公开。有良性的组织形态，民间结社才有了强大的活力。现在重新审视民间结社，认识民间社会蕴藏的历史活力，是很有意义的。

国法与乡法——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

通过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契约文书,文章讨论了在民间契约问题上的国家立场。国家对于民间契约制定的司法界限是什么,与此同时,民间契约又是怎样对待国家法律的。在双方的相互对待中,文章试图找出一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文章认为,乡法与国法之间,都有针对对方的预设:国法方面存在着预设的干预条件,而乡法方面对待国法既有依赖,又有预防。双方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动。

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以武则天研究为例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即：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几乎一面倒。如果现在让所有愿意发表意见的中国人举手，倾向于认为武则天是个坏女人的观点一定遥遥领先。史学的进步，对于公共史学领域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唐西州马价考

唐代西州,是一个马匹贸易的重要市场,不仅西州当地用马会从西州市场购买,而且西北各地都有到西州购买的记录。吐鲁番出土文书,为研究西州的马匹市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马价,是马匹市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本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考证唐前期西州马价及其演变。再通过对比敦煌、中原的相关资料,考察西州马价在全国的状态,从而为全面理解唐代西州,提供一个新的具体观察视角。

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追索研究 ,发现了唐朝政府对民间的结社的政策 ,曾经有过一个从禁断到承认的过程。民间结社虽然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但因为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所以禁而不止 ,并终于使得政府做出改变。

西汉戊己校尉新论

戊己校尉是西汉在车师王国设置的屯田军队,它的存在是汉朝经营西域政策的一部分,并为汉朝在西域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戊己校尉的研究,却存在许多争议。通过新出汉简,本文讨论有关戊己校尉的几个问题:戊、己校尉在西汉以分置为主。戊己校尉的屯驻地主要是车师,己校尉只有过短期调离。戊己校尉的隶属关系是中央北军而不是敦煌郡。利用新资料,支持新论点,本文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是有所推进的。

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

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国资料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其中的各种官文书 ,不论上行文书还是下行文书 ,不仅提供了高昌的制度史资料 ,其文书本身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因为在古代官僚制度中 ,文书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高昌国下行文书符进行了重新讨论 ,涉及符这种官文书在高昌的来源、变化 。

略论高昌上奏文书

麴氏高昌的历史研究,有赖吐鲁番出土文物资料,目前已经获得了相当深入的进展。高昌的文书制度,也有很卓越的成果问世。虽然这些文书的利用更多地不是从文书制度的角度进行的,而本文正是选择了从文书制度的角度进行观察。关于高昌上奏文书,本文对于其具体形成过程和构成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从高昌国官制的变迁的视角观察上奏文书的基本变化,也是本文的特殊之处。通过上奏文书的研究,相信对于整个高昌国史的认识,都会有所帮助。

关于麹氏高昌王朝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

麴氏高昌王田（502—640）的终结，虽然是在隋唐时代到来的几十年之后，但就其历史文化特质而言，该王国的时代所属只应是隋唐的前一个时期。现在，由于吐鲁番出土资料的运用，学界对于该王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地方制度在内的各项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就麴氏高昌王国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发表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论隋朝的粮仓管理与隋朝的速亡

隋朝富强而速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统治政策以外,粮仓管理体制的瑕疵也是导致隋朝富强而速亡的原因之一。以义仓为代表的粮仓,本来是为救灾减灾设计的,但是随着管理层级的提高,由州县到中央,制度设计的目标与社会现实完全脱节。当灾荒发生时,州县官员却不能及时放粮赈灾,百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粮仓充盈,却饿殍遍野。这种高度集权的粮仓管理体制不仅不能及时救助百姓,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中华文明为何从未中断

所有古老的文明,如"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国之外,各国后来的文明演变都显得特别剧烈,以至于面目全非者大有存在。反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化,既循序渐进,又源远流长。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值得探究。

从新出高昱墓志看高士廉家族史事

根据新出资料《唐高昱墓志》,结合其他各类文献,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唐初名臣高士廉家族从北朝到唐初的兴衰历程。高士廉家族在北齐时为皇族,高士廉之父在隋朝任职,入唐之后高士廉得到唐太宗的重用,从而再次完成了家族的辉煌。高家在唐高宗时代遭受的打击,仕途急转直下。随着政治高层的斗争,高氏家族也上演了惨烈的家庭悲剧。高氏家族的兴盛衰落,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联系,而家族的幸与不幸也就变得无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