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叙述者·说书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主体之演进

谁是小说中故事的授予者?作者,叙述者,还是故事中人物?抑或是另外的什么角色?由谁讲故事更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在中国小说研究者看起来甚为简单明了,甚至不屑一顾的问题,却成为西方小说理论家们多少年来津津乐道的话题,几乎每一部重要的小说理论著作,都要辟出专章加以探讨,几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也都把此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以这一问题为核心,已逐渐建立起一门小说“叙事学”。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 ,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 ,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 ,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 ,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

《金瓶梅》方言研究及其他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它不但以独特的风貌显示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又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语言发展史上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随着《金瓶梅》研究的升温,对它的方言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本文对近一二十年的《金瓶梅》方言研究作一简单回顾,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张以理性代替热情,提高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汉译佛经语体的形成

从佛教的语言观念与译经的特殊形式两个方面,对汉译佛经中白话与文言因素并存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汉译佛经中出现大量白话,既有佛教传统语言观的原因,更受制于早期主译僧人的汉语水平;汉译佛经中的文言因素,则来源于担任笔受及润文的中土文人。

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

文言体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的主要形式,在二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古代文明的发展成果,对传统文化的积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按照传统观念与语言学基本理论,文言体既是使用或模仿秦汉词汇和语法而写成的,作为其明显标志的"之乎者也"一类文言语气词,理应是古代口语词汇。但经过对历代有关论述的推理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之乎者也"并非古代口语词汇,而是人为创造的一种书面语符号,兼具断句和提示语气的功能;当唐宋之后的口语中出现了白话语气词之后,它才逐渐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语气词使用于书面语。

明代小说创作虚实论

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的密切关系，使虚实问题在小说观念中占有特殊位置。由于受到史学观念的巨大影响，唐代之前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基本上为纪实观念所左右。渊源于宋元说书艺术的白话小说，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独特审美需要，虚构想象在讲史小说中进一步突破纪实观念的束缚，初步建立起“虚实相半”的创作原则。明代小说理论进入黄金时代，对虚实关系的探讨屯更加深入。虽然纪实观念仍有较大的影响，但以谢肇浙、袁于令为代表的“贵幻”说异军突起，并很快以其高度的理论性成为虚实观念中的主要倾向。本文考察了明代小说观念中的虚实理论，分析了诸说的利弊及其价值，探索了古代小说虚实观念的发展规律。

明清小说批评中的情理观念

情理 (情、人情、世情、性情、人情物理 )是明清小说批评的重要范畴之一。情 ,指人的主观情感 ,有时偏重于指男女之情 ;理 ,事理 ,主要是指事物的客观规律。大部分小说评点家追求情与理的融合与统一 ,以情理作为评价作品、臧否人物的重要(甚至是唯一 )标准。本文主要论述了情理观念在小说的创作目的与艺术效果、作品的真实性。

近代小说叙事中的“有我”与“无我”

王国维论诗有“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说。在诗歌中 ,“有我”易于抒情 ,所谓“以我观物”,带有明显的作者主观色彩 ;“无我”则纯为写景 ,所谓“以物观物”,作者不介入 ,却有利于读者身临其境 ,实现物我交融。小说亦与此相类。近代小说中“有我”之作品大多有强烈的主观意识 ,说教色彩浓厚 ,但艺术感染力稍逊。“无我”之作品纯以客观之笔表达作者的创作意识 ,含蓄蕴藉 ,耐人寻味。

明代的小说典型论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明代小说典型论取得的成就,即小说人物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艺术典型的共性与个性,人物形象的形与神,对明人在小说典型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肯定了他们对古代小说美学的开创性贡献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充分评价了明代小说典型论在小说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诗的口语化倾向

语言学家认为,汉魏时期书面语中已现古白话的萌芽,经过隋唐的发展,至唐末五代首先在佛教领域出现了基本以白话叙事的变文作品,并为宋代白话书面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实,在世俗文体中,白话的发展同样值得注目。唐代古文运动以复古相号召,"三代以下书不读",语体的文言化超越魏晋。但在诗歌领域则完全不同,唐诗的口语化十分明显,宋词的语言正是唐诗口语化的延续与发展。

崇祯本《金瓶梅》诗词来源新考

就像急于知道“兰陵笑笑生”是谁一样,崇祯本《金瓶梅》的修改者也成了“金学”研究的热点。不少前贤已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日本学者荒木猛先生从崇祯本《金瓶梅》所引诗词的角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用的线索。本文可以说是接着做荒木猛先生的工作,考证馀下的诗词出处,为解决上面所说的问题,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醉翁谈录》新解

传统研究认为,《醉翁谈录》是一本记载古代说话艺术的专著,书中描写了宋元民间说话艺人的高超伎艺,记录了不少当时说话人的"底本"。通过对"话本""舌耕""说书"等概念的原始含义及其流变与书中记载的小说语体的考察分析,否定了前人的说法。事实上,《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描写的是当时文人小说家的创作盛况,与说话艺术无关,书中所载小说作品皆为供阅读的案头小说,并非专门的"底本"。

我为什么说“之乎者也”非口语

笔者近两年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观点：“之乎者也”等文言语气词并非古人口语，而只是表示断句与提示语气的书面语符号，类似现代的标点符号。我本以为“此事体大”，文章发表后会引起语言学者的关注，但没想到整个学界毫无反应，这使我很“失落”。仔细一想，自己〈br〉 人微言轻，专家们不理也在情理之中。感谢陈洪兄能站在学术发展的角度，提议召开这次研究会，使我这个外行能与语言专家直接对话。趁这次笔谈的机会，我再将自己的整个思路作一梳理，供同好尤其是年轻朋友批评参考。

略谈《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之深刻旨趣

《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全面研讨朱子之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站在历史的高度,揭示朱子文学思想之真相,在学术上多所创新,且富有时代精神。另外,本书对于近百年来朱子文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研讨,在其附录中有集中之体现,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金瓶梅》疑难词辨析——与杨琳先生商榷

近年,杨琳先生对《金瓶梅词话》中疑难词的研究用力甚勤。他认为"《词话》的校释工作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差不多了,而是任重道远",并先后发表多篇论文,纠正了多种校本及词典中的讹误,表现出一个训诂学者的深厚功力。但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杨琳先生的辨析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有的则是明显的误读误释。笔者不揣(讠翦)陋,捡出若干条与杨琳先生切磋,一并就教于金学方家。

关于《说文》中的两个符号

《说文解字》中有两个符号""与"",许慎分别释为"有所绝止而识之"和"钩识也"。现代语言学著作大都将之视为古代"最早的句读符号",以说明中国自古就有标点符号。本文通过对所举例证《史记·东方朔传》的分析,证明"绝止而识""钩识"实指文人阅读停止时的标记,而非用于句读的标点符号。

近代小说观二题

随着社会思潮的剧变,近代小说观念的革新十分突出。小说批评不但在形式上突破了古代的评点序跋模式,而且在内容上出现了很多全新的东西。其中两个问题较为突出,即多样化的小说的类型观念及对中西小说的不同认识。

关于《金瓶梅》中的“形误”“音误”字——与杨琳先生商榷

在《金瓶梅》的研究中,语言研究一直是个热点,原因之一与其强烈的口语化特征有关,另外一点是在传抄与刊刻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讹,包括部分形误、音误(或音借)的字词,尤以形误为甚,造成阅读理解的障碍。近年语言学者杨琳先生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对这些问题加以考释,纠正了多种校本及词典中的相关错误,表现了一个训诂学者的深厚功力。但其研究结论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有的则是明显的误读误释。笔者不揣谫陋,捡出若干条与杨琳先生切磋。